材料一   随着海外领土的扩张，罗马逐渐建立起行省制。共和国时期，行省的行政管理系统主要由总督和财政官组成。总督由元老院任命，拥有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税收等大权，这推动了军事独裁制的建立。且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行省官员的腐败现象相当严重而且普遍。罗马对行省的统治残暴，经常激起行省人民的起义。特别是共和国末期，内战以及边境蛮族的骚扰入侵，严重影响行省经济的发展。屋大维上台后，对行省制进行了改革，把行省划分为元首省与元老院省，加强对行省总督的管理和监督等。

——摘编自杜建军《罗马帝国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二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频繁派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行省逐渐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元史》说行省官掌“方面之权”，充“方面之寄”，蕴含着由中央派出，代表中央统辖“方面”的意思。元朝的行省犬牙交错，其中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行省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则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控制蒙古部众及供给军需为主要使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前后，元政府规定行省内部实行群官圆署和种族交参制，辖区内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官员等受朝廷的任用、迁调、考课管理等，设立地方监察网络等，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的模式内。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明初，地方税粮因转输艰难、灾伤薄收等多逋欠，军饷常出现数月无支的情形。于是，明代组建了中央催办机构和地方催办机构：中央层面，皇帝对全国政务有最高催办权，内阁拟定催办建议；地方层面，设置巡抚、巡按督察参罚官员，沟通上下，府、州、县执行具体催办事务。上催下在于执行，下催上在于处理、决断，同级催同级在于协调配合、通力合作。《大明律》对文书运转、稽程有如下规定：“凡官文书稽程者，一日，吏典笞一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张居正根据政治事务、经济政策执行等弊病，请求予以改革，“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即建言立法者，亦虑其终之罔效，不敢不慎其始矣。致治之要，无踰于此”。然而，上级催办之令急迫、需索繁多、差官云集，催办期限不合理，官员因己私以催办为名行利已之事，朝廷宽恤诏令已下而有司视为不见仍行催促，还有因催办而起官民冲突，或民穷盗起。

——摘编自黄梦巧《明代政务催办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工作催办制度不断推进。对领导批示要求检查的某些问题的查处解决情况搞跟踪督查催办，称之为“专项查办”，其范围不只限于人民来信反映的行政不作为问题，大量的属于事情重大、性质严重、久拖不决或无人过问的问题。“走下去”即深入部门或基层亲身调查、督查催办是适应此类重大事项的最佳模式。其中，人民来信、上访等成为重要的政务反馈渠道。“文件催办”是机关公文处理的一个重要环节，适时加以跟踪督查催办，以使承办部门在要求时间内把公文或公事办完，主要包括上级对下级机关、平级机关之间、下属送上级机关等多范畴。

——摘编自河北政报《浅谈政府办公厅（室）的督查催办工作》等

材料一   唐前期敦煌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西汉以来几百年的发展为敦煌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众多商胡到来和定居，又为这里带来了城外文化的精髓，儒学、佛学、道学和其他外来宗教学说在这里交相辉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在形象塑造上、深受大唐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影响，绘塑的人物皆是丰盈润泽，健硕强壮；壁画内容不再追求苦行清修，转而宣扬天国的欢乐和现世的幸福。画面用色多浓郁华丽，与早期的古朴沉稳恰成对比，创作出的艺术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据杨宝玉《敦煌史话》

材料二   1900年5月，引起世界轰动的藏经洞被发现，部分当地官员认识到洞内文物价值，希望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但时局混乱，甘肃省政府以无暇筹措运费为由，拒绝这一提议。1907年后，西方国家派出的“深除队”先后进入敦煌掠走大量敦煌文物、破坏敦煌壁画遗迹，大量敦煌文物就此流散世界各地，一度造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1944年，国民党政府在文化届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呼吁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不受国民党政府重视、经费支绌、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开始担负起了保护和研究莫高窟的重任。

——据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材料三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敦煌，随后将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接由中央文化部领导，增加人员编制，扩大工作范围。1961年，莫高窟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成为目前世界史最大的敦煌相关研究实体，经过学人的努力逐渐形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局面。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和莫高窟在丝绸之路上再度放出光辉，世界学者络绎不绝，旅游者接踵于道。如今，人们正在领略着这份丰富绚烂的文化财富，整理研究，吸收运用。

——据樊锦诗、赵声良《灿烂敦煌》

材料一   诸弟子问“仁”，孔子对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爱人。”“恭，宽，信，敏，惠。”

——摘编自《论语》

“美德就是知识”“要认识你自己”“美德由教育而来”以及“精神助产术”，构成了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本质、依据及来源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是西方教育理论中人性自然→和谐发展→个性解放→人权天赋教育思想发展轨迹的源头之一，也是西方教学思想中崇尚辩论→鼓励创新→逻辑推理→科学论证的思想源头之一。

——摘编自王雷《“美德就是知识”——苏格拉底的教育命题》

材料二   1872年，德意志帝国通过了对学校的监督法，采取一系列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在中学，提高和普及自然科学课程，使教育顺应现代化的要求。1885年，全德有中学1029所，学生达234775人。1900年，通过地方行政法规，让青年工人、学徒、手工业者到中等技校学习。1914年，技校达2564所，学生455937人。政府和企业对大学提供大量财政援助，涌现了像高斯那样著名的科学家。哲学系地位也有上升，如柏林大学强调基本理论和概念的传授，以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孜孜不倦、知难而进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摘编自周小粒、姜德昌《近代德国的教育改革和现代化》

材料三   “十四五”时期，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教育公益性原则，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推进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积极扩大普惠性资源，推动补齐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等教育短板。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鼓励多样化发展，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着力解决好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问题，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摘编自“十四五”规划

材料一   秦至西汉前期以征兵为主，自武帝之后征募兼施，迄至东汉时期，征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征兵制具有义务兵制的性质。秦至西汉前期，承袭了战国旧制，主要实行郡县征兵制。适龄编户在一生之中，须服两年兵役。当时全民有义务当兵，但非尽民皆兵。官僚地主、般富之家享有许多优抚特权；适龄对象应征为兵，也有身体、财力和丁口的标准，以之“为役先后”。在征兵制下的士兵来源，一般来自国家“编户”,农民是征兵的主要对象。士兵的社会地位和素质，在西汉以前比较高。唐之府兵也是一种征兵制，汉、唐前期的强盛之局与实行征兵制度不无关系。

——摘编自黄今言《简论秦汉军制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二   宋代都是些雇佣兵，以兵为生，入伍后更不退伍，多半是老兵赢卒，否则是骄兵悍卒，或是赢老骄悍兼而有之。御外侮不足，煽内哄有余。宋代养兵不能用，积贫积弱，社会贱视军人。重文轻武，成为当时风尚。最先有辽，盘踞中国东北。次之有金，夺去了黄河流域。最后有蒙古，吞噬了全中国。

今再通观全史，可见军人之在国家社会，乃系一种义务，非职业。非为谋生，乃为服务。非取于人，乃以献于人。其最高表现，乃为献身国家民族，至于肝脑涂地而不惜。

——摘编自自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

材料一   朱熹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木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他经常整理经典，并且将理论内容实践在教育工作中，形成了众多科学思想。朱熹重视对学生的科学教育，他提出：“立学校以教其民，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朱熹强调在进行自然知识学习时，不仅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更应该升华到人的社会以及道德层面上。他还认为为学需要先穷理，而要穷理则必先读书，这是因为“天理”的精髓和底蕴均蕴藏在圣贤书中。

——摘编自李宏爽《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材料二   康有为在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 梁启超也曾在《格致学沿革考咯》一文中写道：“培根常日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又曰，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首倡近代科学教育的严复提出“凡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他要人应用科学方法于事事物物，实在为科学教育之极致。改良主义者们希望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代替《四书》《五经》等旧知识，他们还主张打破传统教育模式，仿照西方模式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形式的学校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张改革科举、学以致用，并希望把“西学”列入考试的内容。

——摘编自牛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科学教育思想研究(1901-1937)》

材料三   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人才战略和科技战略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科教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科技成果形成了规模化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摘编自王建锋《浅析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

材料一   下图为1500年～1998年世界部分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图，是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1500-1998年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的GDP增长率趋势图

——(英)安格所·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材料二   第一个转折点，指人类在纪元1000年左右开始了麦迪森观察到的“纪元千年转折”或者称作“麦迪森千年转折”。在“第一个千年”(公元0～999年),人口增长六分之一，但是人均收入零增长；在“第二个千年”(公元1000～1998年),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3倍，结果使全球GDP规模提高了逾300倍。在“第二个千年”中，于1820年前后又出现了更大的增长反差，开始了“麦迪森1820年转折”:在1820年前，人口增长了4倍，人均收入仅增长了50%;在1820年后，人口增长了5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在整个“第二个千年”,一个重要的生命福利指标——平均人口预期寿命，从“第一个千年”末的24岁上升至20世纪末的64岁。

——摘编自伍晓鹰《从去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银索长期增长密码》

材料三   “如果全球的政治家们有足够的智慧，放弃重商主义下的‘丛林法则’,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惠及全人类的全球市场化，那么我们就可以重现自由市场经济的辉煌!人类是有未来的，也是可以有大发展的，但是需要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所展现的大视野。”

——摘编自伍晓鹰《从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探索长期增长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