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和西塞罗是古代中国和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生活在社会动荡之中。孔子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同时认识到社会公正至关重要，主张财富分配要体现出社会公正。西塞罗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正义，并指出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孔子始终把道德品行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且也看到了法令法规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西塞罗宣扬那种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是稳固地建立在古罗马的那种传统美德之上，国家只有按照法律行事才是正当和合理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法治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制订的良法要得到普遍的遵循。他们针对各自国家面临的问题设计了种种解决方案，虽然二人都未能解除当时社会长久积聚的种种痼疾，但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却足以称得上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摘编自王芳《孔子与西塞罗的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辽宁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二战后西方国家积极推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行为课税。西方国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用料多、耗能高、污染重的产业大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缓和利益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还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比如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和补贴制度帮助农民增收，还采取了区城开发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困。这些措施既缓和了社会矛盾，还保证了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要的条件，即满足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共同需要。

——摘编自王启云《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动因及启示》

材料   当然，西方文明并非没有优点。对于这些优点，中国人总归是要学习、研究、接受和吸纳的。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莫过于其法治精神与法治文化，以及在法律的规范下使个人意志得到充分表达、个人能动性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有效机制。……衡量一个文明是否底蕴深厚，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看它是否有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气度。不妨把文明看作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或一个长时段的有机结构。不吐故纳新，不因时因势地变革、更新、创造、发展，便不可能有传承至今的伟大文明。

——摘编自阮炜《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

材料   综观孔子的“仁”，包括孝悌、忠恕、智勇、“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一切美德。在孔子看来，仁不仅是统涵诸德之德，而且具有极高的道德价值，是个极高的道德境界，值得用生命去换取。在老子看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墨子批评儒家“言亲疏尊卑之异”的爱，主张“爱无差等”。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观点，提倡“他人之利，天下之利”，在《墨子·贵义》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同时，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也……顺天意者，义政也”，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

——摘编自刘培育主编《中国古代哲学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