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荀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富民的“本”，只要百姓努力生产，勤俭持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如果不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只知道利用赋税手段没完没了地搜刮百姓来增加国家收入，那就是“伐其本，竭其原”。所以，荀子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军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政府注重发展生产，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就可以使百姓的财富和国家财政收入两方面同时增加。

——摘编自方建国《先秦诸子百家民生经济思想探析：结构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香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经济作物棉、麻、桑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后期农业领域的新现象，他们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的管理，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先秦的士在我国古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是非常活跃、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的阶层。西周的士，作为下级奴隶主，也要按血缘亲疏来区别大宗、小宗；当时不仅“士食田”“士竞于教”，而且（士）“大抵皆有职之人矣”，其职责包括“传言”和主察狱讼之事等。

——摘编自詹子庆《先秦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战国初期，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他们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战国以前的士受“六艺”教育，文武并重，而战国时期的士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他们已经脱离了分封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很多国家出现了“布衣卿相”，国君礼贤下士，并不计较出身。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