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是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法活动中，领导的重任多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即使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归隐思想，也只是在实现自己政治理论无望的时局下，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扭曲表现。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西周末年，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的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礼崩乐坏所导致的士的再就业需求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也好，还是九流十家的说法也好，都表明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塑造了国人的精神世界。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

材料一   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孟子对日：“定于一”。

《墨子》中说：“一同天下。”

《荀子》中说：“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

《韩非子》中说：“一匡天下。”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摘编自袁行霈 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局面，各家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孟子认为“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韩非认为“以法为教”“法不阿贵”；墨子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晶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学说的萌芽状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材料三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责，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材料二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材料三   从隋末动荡中走来的贞观君臣，对于如何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怀着高度的警惕，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唐太宗曾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唐朝初年，出现了"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的大治局面。

——摘编自刘后滨《唐太宗如何提升民心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