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人通过著书立说实现了文化的薪火相传。据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代，古代中国人留下的典籍有18万种，236.7万卷，涉及经学、史学、地理、法律、医药、诗歌、农学等丰富的门类。在文化传承中，中国人的“书”也从单调的竹木简演变成了图文并茂的图书。

——肖东发《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

材料二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观园中，诸子百家熠熠生辉，儒道释和谐共生……毫不夸张地说，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材料三   在唐宋两代，中国的工程师掀起了发明的热潮，中国引领着全世界的科学技术。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一   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法家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摘编自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明清之际的学者重视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关注社会风习，并突破传统政治哲学的樊篱，提出了许多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观念。在学理上，明清之际的学者强调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密切结合，注重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用。在君权和民众问题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强调民众利益高于君权、高于一家一姓之利益。

——摘编自王记录《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蜕变》

材料一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士人周游列国，颇受重用。他们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当时出现众多学说、学派，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史书有关古代选官用官制度的记述

材料二   世卿世禄制是氏族贵族特权的残余，亦是对君主任免官吏权力的限制。由国君掌握任免权力的官僚制度，起源于春秋中后期。一大批没落的中小贵族离开其原来的宗族，凭借其个人才能，以单纯士人的身份投身于有势力的卿大夫之家，与其投靠的卿大夫家族没有血缘宗法关系，仅仅是凭着对新家主的忠心而受到新主人的豢养。战国时期，这种官僚制度由于士阶层的壮大而获得发展。此时教育制度亦正发生着根本变化，私学培养着官僚的后备人才。这个时期各国的变法，更是从立法与法制上对官僚体制作了制度上的规定，并最终宣告世卿世禄制退出舞台。

——摘编自沈长云等《战国史与战国文明》

材料三   隋唐在官吏选拔上最大的贡献是创建了科举制。科举制为自我推荐，即史书所谓的“怀牒自举”，以考试定取舍。唐代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有两种人：一是由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在读生员，二是身家清白符合报名条件经州县审查合格的普通百姓。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的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一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