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大转型、大分化、大动荡时期。宗法分封体制趋于瓦解，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巨大变化，士阶层的人数因而大增。与此同时，王官之学散于百家，学术也不再垄断于“官方”，士阶层因拥有“知识”而逐渐掌握“话语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

——摘编自高伟洁《“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查》

材料二：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对于当时社会变革中的种种问题，人们提出自己的认识和主张，这些认识和主张大部分是围绕政治思想上的论述而逐层铺展开的。人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就决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具有普遍的政治色彩。同时，随着物质文明发展迅速，财富、享受、欲望与野心、权势、罪恶同步增长，文明进步与道德沦丧背离，思想家们生发改变现状的种种主张，并为此锲而不舍地追求。此外，长期的封建割据、封闭的自然经济、迥异的地理环境、各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使列国文化步入独立发展的轨道，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

——摘编自王景润《简论春秋战国文化的时代特色》

材料一   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等。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留存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显著提升，生产关系剧烈变化，礼乐崩坏，诸子蜂出，各引一端，儒尚仁义、道体无名、法兼势术、兵贵止戈……皆欲塑当世之秩序，焕华夏以新生，故而风云激荡，史称百家争鸣。其所争者，为济世之要枢；其所鸣者，为治平之大道。

——摘编自故宫博物院展览《何以中国·源·启蒙奠基》

材料二   “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的“食田”，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作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战国之际，“士”发生了分化。既无田可食，又失去原来的职守，成为传授知识的教师或主持仪式的赞礼人，于是“士”就成为知识分子的统称。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一   荀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富民的“本”，只要百姓努力生产，勤俭持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如果不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只知道利用赋税手段没完没了地搜刮百姓来增加国家收入，那就是“伐其本，竭其原”。所以，荀子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政府注重发展生产，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就可以使百姓的财富和国家财政收入两方面同时增加，“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材料二   墨子认为，老百姓要创造财富或“生财密”，就不得不高强度地劳动而“强从事”，“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经，多治麻丝葛绪细布绣”，多生产“衣食之财”，特别是要多打粮食，“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为宫室不可不节”“为衣服不可不节”“为食饮不可不节”“为舟车不可不节”。

——以上均摘编自方建国《先秦诸子百家民生经济思想探析结构变迁的视角》

材料一   以激烈变革的时代为背景，以崛起的士阶层为骨干，以兴旺的私学为基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摘编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摘编自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三   明清之际是诸种矛盾交织、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一方面封建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阴暗面暴露得更加充分。……明中后期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

——摘编自施建中《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