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bū）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逋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摘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九》

材料二：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没有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摘编自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材料一   秦灭六国后，兵不解甲，继而南击越人，北伐匈奴；两汉之时，也积极对周边各民族进行征战以开拓新的疆土。为了保障开疆拓土政策的顺利进行，秦汉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民族政策，如秦在南越、西贩之地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汉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了朔方郡、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等；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成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面对“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匈奴，汉王朝根据国势的强弱情况，对匈奴又实行了颇具特色的和亲政策。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从北宋到南宋，赵氏王朝一直面临严峻的外来威胁，其立足点始终在巩固统治、稳定政局方面。所谓“欲理外，先理内”，正反映了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内在心态。因此，宋政府不仅对北方政权采取守势，而且在外交上也遵循收缩、内敛的原则，并不积极追求宗主国的地位和万国朝拜的荣耀，而是平淡地，有时甚至是放任地处理外交关系。这种外交政策和态度固然无法带来唐王朝那种崇高的国际威望，却使中外关系更多地呈现出平等、平常的状况。与以往历代政权在对外交往中极力表现天朝威严和华夷有别的情况不同，宋政府更多的是从追求实利的角度来看待对外关系，对海外贸易，尤其是民间对外贸易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不仅大幅度放宽对国内民众参与海外贸易的限制，而且还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招徕外商前来贸易。与此相联系，对于带来虚名的贡赐贸易，则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由此促成了对外关系的重心由官方向民间的转移。

——摘编自陈国灿、吴锡标《走向海洋：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