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他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通过道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服饰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汉族服饰吸收了胡服的很多形式，大范围地流行。裤褶（xi）就是其中最具典型特点的一种服装形式。汉末，裤褶广泛地流行于民间，成为文武通用、男女皆穿的日常服用。

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汉族的服制礼仪。凡帝、后及公卿百官朝、祭等礼仪之服，一般都沿袭秦汉旧制。

这一时期，各民族服饰都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改进，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董晔《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胡服风尚”》

材料三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西周时期，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蛮、夷、戎、狄，是以是否接受了或保持着“礼”作为标准，存在着“中国”敌视蛮、夷、戎、狄的现象。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蛮、夷、戎、狄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     “华夏”靠近的趋势，最终在战国时期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摘编自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材料二通过孝文帝改革，北魏“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改革使南北之间的均势逐渐被打破，形成北强南弱的局面，而北方民族大交融的实现，又大大淡化了南北对立的民族矛盾，这就为隋文帝结束隔江对峙奠定了基石。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夏商周三族的起源、兴起、所在地域等皆不相同，但是夏商两族却认为他们的祖先的起源与兴起和所在的地域都是在大禹所奠定的疆域内，赞奉大禹所开拓的“禹绩”。此外，“中国”之称，最早见于周初武王和成王之时，按照《说文》的解释，“夏，中国之人也”，是指认同为夏人和继承夏文化的人。这样，“夏”到西周已经发展为民族的名称。在西周，原属不同来源、不同部落集团的祖神，已纳入同出黄帝的谱系之中，这便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经济、文化方面，夏商周本来比较接近，都以农业为主，其先民都以粟、黍为主要农作物。青铜技术在夏代开始发达，商周达于鼎盛。文化方面殷墟甲骨文字与周原甲骨文字及商、周铸在铜器上的铭文同属一文字体系，都是汉字构字六种方法齐备的成熟文字，呈现同一民族共同体的又一重要特征。

——摘编自白至德《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上古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

材料二   匈奴、鲜卑、羯、氏、羌等草原游牧民族打破了“与中国壤断土隔”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疆域线，进入了以汉文化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于是，胡文化自然而然的转化为一种低势能文化……以此反观照，汉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势能文化，并充分展现出其优越性。胡、汉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产生了胡、汉文化质的不相容性……文化冲突中的对立诸面不可避免地在文化冲突中改变自身原有文化心理结构，从对方吸收于己有用的文化质，从而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趋于一体化。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