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到宋真宗时期，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并重新走向高涨，商品流通的活跃，为市镇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浙东地区，由于大面积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不足，相应地，经济作物种植和山区林业、沿海渔业则十分发达；地处沿海的越、明、台等府州，盐业市镇十分兴盛；如绍兴府，自六朝以来一直是纸业中心；萧山县西兴镇，位于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与临安城郊的浙江市隔江相望，处于水路交通要冲，商旅往来频繁。从地区发展来看，绍兴府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各州府，居浙东首位；从个体发展水平来看，如绍兴府的曹娥镇、渔浦镇、龙山市等，年商税额在1000至5000贯，已接近县级城市的水平。这些镇市实际上充当了与县城同一层次的经济中心地的角色，发挥着将远离州县城市的广大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的作用。

——摘编自姚培峰《宋代浙东市镇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特征》

材料二到了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流域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浙江崇德石门镇因榨油业的发达，成为拥有数千家的巨镇;嘉善的甘家窑镇，则是“民多业陶”；江苏吴江的庵江市，“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这些市镇的经济活动，有的已超出地区性的限制，而和全国各大都市发生联系，并在一些丝织业市镇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的现象。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材料一

②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