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没有政治特权，依然属于“民”的范畴。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仓廪足而知礼节”，在财富上具有优势的富民阶层，日益重视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通过鼓励弟子读书入仕、积极兴办乡村教育等行动，推动教育在乡村的发展。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等

材料二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明清“市民社会”说，认为明清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新生的力量，或能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桎梏，走向新的变革时代。其实，从诸多证据看来，明清“富户”“士绅”并非“市民”而是“富民”。明清时期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但是他们的经营活动总体上来看仍然是传统型的，只能归结为对宋元商业的扩张型发展。在追求自身财富的过程中，富民阶层作为社会的动力层，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富民将其财富资本有效地转化为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富民士绅化。统治阶层深刻地认识到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极力利用富民来进行社会秩序控制，重构和强化了富民作为社会中间层所发挥的作用。乡约、社学是明中叶以后广泛发展起来的基层教化组织，是乡绅施展其社会影响力的舞台，政府虽然不在场，但是国家的影子无处不在，国家意志时时刻刻规范着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摘编自林文勋、张锦鹏《“市民社会”抑或“富民社会”》

材料一   东汉末，中原大乱，黄河流域成为战场，人口四处逃散，西南和东南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西南，“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四方贤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东南的扬州、杭州一带成为人们的主要流向。“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也有远达会精、交趾郡的，如北方大族桓晔“举家避地会稽，遂浮海居交趾”。晋代，永嘉之乱到十六国时期，各游牧民族南下，大量汉族居民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以南。魏晋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战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轻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等民族。

材料二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墨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矿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徒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早辰桥市街巷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锁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宋代的经济型人口流动往往兼具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两种情况，不论是哪一种流动，都与经济因素的作用有着直接关系。经济方面的变化使当时人口的变迁摆脱了以前极易转变为流民的现象。流动人口比较容易地找到谋生之所，他们已轻不是无以为生的流民，而是当时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宋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严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中国民族服饰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塑造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艺术观念，人生观，世界观起了决定性作用。儒家所倡导的“礼”是中国传统伦理审美的基础……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的外在表现,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唐代妇女服饰的风格千姿百态、艳丽华美，而宋代妇女服饰则拘谨保守、淡雅质朴。与唐代妇女服饰的开放相比,宋代妇女服饰走上了简约的道路,发生这一显著变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

笔记是随笔记录的短文，或记当时见闻，或记读书心得，内容广泛，不拘形式。笔记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地理、科学工艺、文学等，往往为正史所不载。还有一些笔记，评论史籍，考订史事，对于阅读、鉴别史料也有参考价值。

《东京梦华录》是重要的笔记史料，着重记载了北宋东京汴梁城内外规模、河道桥梁分布、宫殿位置、街巷游观以及商店、货摊、酒楼、夜饭店等市易情况。所叙皇帝出行仪制，观看百戏情景及郊仪、行礼仪、皇太子纳妃等宫廷仪式与民间习俗。

——摘编自安作璋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