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宋变革的重要表现在于宋代政治文化风格的转变。具体表现为集文化政治精英身份于一身的士大夫的家国观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成为众多出身庶民的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历代传颂不衰。践行者先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范仲淹，后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死士文天祥。
——摘编自魏巍《朱熹·宗族·社会——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明清之际的士人在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时候是如此感知和行动的：“对正统观念较强的士大夫来说．他们认为当时的天下是乱哄哄的。”所以希冀恢复儒家的礼治来重建四民社会的秩序．并对抗当时亦十分流行的佛道礼义。江浙地区的士人们还编撰和刊行行为仪则的小册子，多以“戒”或“约”为名．其中以刘宗周的《人谱》最具影响力。这股风气的涟漪投放到日常生活中．便是具有公开性质的日谱的大量出现．而此种修身日记的内容则体现着道德的判断标准由内转向外，由虚转向实。
——摘编自程曼《“风”过而“心”动：清代政治压力引起的文化反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士人家国观念发生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士人主张重建四民社会的背景。
材料 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兼具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在秦大一统之后，“天下”的地理意义与“国”的地理意义逐渐重合，而“天下”的文化意义则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天下”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构成家的组织、国的组织的文化基础。在儒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我的道德责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唤醒自我的德行，投身到私人关系中去建设家庭，投身到政治关系中去建设祖国。而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每个人仍旧需要坚守自我的德行。
——摘编自朱光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提取材料信息，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行历史阐释。（要求：阐释须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一 明朝的学术界“谈良知者盈天下”，士人中出现了“凭虚见而忽躬行，甚至越绳墨自恣”的现象，由此引发了一些儒学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对宋明儒学的反省和批判中，积极致力于“儒学精神的重建”。例如顾宪成把关注国事、天下事放在首位，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口号，他还认为把孔孟之道说成“万世无弊”的绝对真理是错误的，任何思想在发展和传承中都会出现“失真”。他和其他东林学者力求把讲学与救世情结结合起来的学术努力，反映了晚明儒学发展的新动向。
——摘编自姜林祥苗润田《中国儒学史明清卷》
材料二 维新人士从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到对儒学经典的批判，将孔子与后世儒家割裂，挖空了传统儒学的内核。他们提出后世儒家失去了“孔子真精神”与“儒教真义”，继而提出“孔教复原”即恢复“孔子真精神”。康有为鼓吹孔教本来是完美无缺的，孔子的真精神被之后的历代儒家所抛弃。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理论宣称中，各个时期的儒家经典与儒家圣贤都受到了批判，孔子成了孤军奋战的“孤家寡人”。
——摘编自李博《试论近代儒学的危机与流变（1840~1919）》
材料三 五四运动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但并未完全摧毁李大钊对儒学价值观的肯定。学贯中西的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自己对待儒学的独特观点，他既肯定和尊重儒学的“真理”，也对其中的“糟粕”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基于这些思考，他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儒学与西方学说相结合的主张，“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
——摘编自姚文兴《论李大钊的儒学观》
(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一、二、三中学者对儒学态度反映出的时代背景。(2)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上述材料中“儒学精神的重建”“孔教复原”“东西文明调和”的内涵，并予以评价。
材料一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材料二 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
——据顾炎武《日知录》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以西汉为例，说明统治者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方面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思想，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这是一个对空谈心性的灾明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新旧思想观念激烈冲突的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开始探索新世界、设计人类社会新计划的所谓“天工开物”的时代。此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各自的表现方式，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这一时期，有的思想家提出了“自由私产”“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的主张，有的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有的讲“法有可采，何论中西”，“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存在，外来思想输入中国后常常被赋予中国式的解释以达到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带有中国特点。即不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前者可划分为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后者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从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都有近代欧洲启蒙的批判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的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从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规范、制度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现代社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这是一个"两头都不靠岸"的时代，启蒙者忽视了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启蒙的批判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进步主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从16世纪开始，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出现的显著变化是，从各个文明的独自发展演变到全球步调一致的共振期，即“共时性发展”时期。
——摘编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材料二 自正德以来太仓银库的收入总数，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正德初年149万两，嘉靖十一年(1532年)243万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295.7116 万两，万历五年(1577年)435.94万两。万历之前，江南实行的“征一法”,江西的“鼠尾册”,东南出现的“十段锦 法”,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具有徭役折银句田亩转移的内容。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请查溢额脱漏，国家掌握的田亩数 达7013976顷，此弘治时征税田额增多了300万顷。在这个基础上，于万历九年(1581年)采用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
——摘编自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等
(1)从共时性发展的视角分析说明一条鞭法实施的原因。(2)若进一步探究16世纪的中国进入共时性发展时期，你认为还需要搜集哪些方面的材料，请举例说明，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以激烈变革的时代为背景，以崛起的士阶层为骨干，以兴旺的私学为基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摘编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摘编自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三：明清之际是诸种矛盾交织、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一方面封建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阴暗面暴露得更加充分。……明中后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
——摘编自施建中《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材料中“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指的是什么？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理学在传统儒学基础上有哪些创新之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社会思潮出现的历史背景，概括其思想特点。
材料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徐光启等人对待中西文化“较为清醒的认识”。结合所学，指出明末两部译介到中国的西方科技著作。
(2)根据所学概括黄宗羲的思想主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认识。
材料学者鞠佳认为：“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历史中，有四次人文主义热潮。”如下图。
| 第一次，商周时期——从“神”到“人” 第二次，魏晋时期——从“礼教”到“个性” 第三次，唐宋时期——从“门第”到“平民” 第四次，晚明时期——从“道德”到“功利” |
——摘编自鞠佳《变革之路：中国历朝改革得失》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材料二：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
——据顾炎武《日知录》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以西汉和唐朝为例，说明统治者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方面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思想，并分析其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