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投，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冲击——反应”理论。以下是费正清对该理论的解读：“西方是19世纪震撼全球的技术进步的发明者，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近代化”。

——《剑桥中国晓清史》

中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事年表

材料   胡光墉破产案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胡光墉进入左宗棠幕府，为左氏办理军需后勤，兼办洋务。1876年，左宗棠西征新疆，胡光墉为左氏筹借巨额洋款被朝廷嘉许，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后来，胡光墉依仗与左氏的关系，在东南各省开设钱庄和票号，甚至经营当时私人票号被禁止的官款业务。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加上中越边境紧张，胡光墉的阜康票号因挤兑风波而倒闭，紧随而来的是官款索赔问题。清政府谕令左宗棠查办阜康官亏案。左宗棠虽与胡光墉私交甚密，但因阜康票号官亏案牵涉事大，并没有对其偏袒。按制，亏空的款项由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抵偿亏损的公款即可。

本以为此案就此结案。然而，陕督谭钟麟质疑胡光墉在西征借款中存在“不当得利”，由此牵涉出户部清算胡光墉历史经济问题的两大案件。第一、华商股份案。西征筹饷过程中，胡光墉按章设立乾泰公司，共筹集350万两，其中汇丰银行和华商各认股175万两。胡光墉被质疑华商股份为其隐形资产。左宗棠认为“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肯定胡光墉“并无股份”，并有债票为据。而户部阎敬铭认为胡氏“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1884年7月，户部在无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凭借权力认定华商股份是胡氏隐形资产，并强行追索15万两。第二、行用水脚银案。行用水脚银是胡光墉经手西征借款因公报销的相关费用。此费符合清政府默许的“援案开报”、汇单奏销的惯例。户部对此提出质疑，认定行用水脚等106784两皆为胡光墉“擅扣滥支”之款。左宗棠等人回应了户部的相关质疑，称水脚银“驻鄂粮台有案可查，非胡革道所能掩饰”。曾国荃称报销依据并非户部标准，而是“轮船之定章，特数目多寡之间有不可概论耳”。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清政府谕令浙江省从胡氏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凑齐106784两，于闰五月以前解交甘肃粮台应用。

胡光墉资金周转失灵，又受外商排挤，被迫贱卖资产。最终，胡光墉被革职抄家，郁郁而终。

——摘编自牛澎涛《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

材料一:票号，又称票庄。 因票号资本多属于山西，所以统称曰山西票号。票号的产生是由于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矛盾需要解决，所以早期的票号主要由商店转化而来。山西票号的规模，在银行出现前，无疑地是首屈一指。不仅国内各大都会都有设立分号，就连外国也有它的据点。票号之用人，均以山西原籍为多。号中职务之分配，伙友之进退，营业之伸缩，一切用人行政，俱惟大掌柜之命是听。

——摘编自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材料二:甲午战争后，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推动了近代银行的设立。19世纪末，外国洋行已达933家。外国侵略者在洋行、银行中豢养了大批买办。这些买办收受回佣，巧取豪夺，发了大财。同时，封建官僚通过办洋务、办外交等，从中捞取大量财富，这些积累逐渐集中到沿海口岸。……财政方面，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屈膝投降，突然增加的巨额赔款负担，使得财政矛盾突出。同时为了维持清朝统治集团开办的军事工业，也需要巨额周转资本，而原有的钱庄、票号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需要了。

                                           ——摘编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

材料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的盛宣怀具体提出了设立“商办银行”的主张，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标志着华资新式银行业的产生。中国通商银行的酝酿筹设以及初期运作，成为尔后中国出现新式银行业和相应制度构建的先声。……1900年， 北京分行被八国联军焚毁， 业务随之萎缩。 民国时期被四大家族控制， 受总体经济环境和战争影响， 19世纪40年代，通商银行已经有名无实。

——摘编自王健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1810年，德国创立柏林大学，创造了一种体现大学教育的新概念，将学术研究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将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的传授结合起来。自此，新型大学的指导思想和组织结构在德国迅速得到实施。大学的科学研究迅猛发展，它们与生产前沿挂钩，与很多企业的实验室建立联系，成为各种研究的中心。这种将科学研究与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也成为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强劲增长的秘诀所在。

—摘编自王亚平著《德国通史》等

材料二   1895年后，中国掀起书院改制的热潮。1898年，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也开始仿照西方学堂，分班授课，开设经学、史学、算学、舆地、兵法、时务等课，令诸生阅读《时务报》。1899年，改地图课为兵法课，增加军训和体操，朝着文武兼备的方向发展。1902年，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分习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等8门。两湖书院在清末教育改革运动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

材料一   秦代实施焚书禁学，使民间学术和教育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民间学术活动是不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要注重实质内容，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苦不由其为呢？因此，汉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

——摘编自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   自《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内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增加，教会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增多，以及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机关急需人才，同时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也需要懂西学的人才，这就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向更高层次发展。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摘编自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材料三   1937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决定实现“改订学制”“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及“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提道：“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时间内，边区增加了2万以上的非文盲。小学的学生数量由1937年的约2000人增加至1939年的20401人，增加了10倍以上。

——摘编自李斌、张应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一   《荀子》开篇为《劝学篇》，他认为教育在人的成长中起者“化性起伪”的作用，学习是人的素质和命运的决定因素。 荀子说：“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他还从博学、日省、专注以及学与思、学与行结合等方面介绍了学习的方法。

——摘编自王霞《中国荀子<劝学篇>、张之洞<劝学篇>与日本福泽谕吉<劝学篇>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近代之父”，提出了“和魂洋才”的思想。其《劝学篇》陆续发表于1872-1880年，把向西方学习同救国图存有机结合起来。他提倡的学习是为了使人回归自由自在的生活，有助于培养独立精神，实现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他认为“如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独立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

张之洞的《劝学篇》于1898 年问世。他认为“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他主张既要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学问，又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学问，强调学习要循序渐进，一定要中学先、西学后的顺序。

——摘编自王天桥等《荀子、福泽谕吉、张之洞同名作<劝学篇>之学习观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