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材料一   朱熹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木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他经常整理经典，并且将理论内容实践在教育工作中，形成了众多科学思想。朱熹重视对学生的科学教育，他提出：“立学校以教其民，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朱熹强调在进行自然知识学习时，不仅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更应该升华到人的社会以及道德层面上。他还认为为学需要先穷理，而要穷理则必先读书，这是因为“天理”的精髓和底蕴均蕴藏在圣贤书中。

——摘编自李宏爽《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材料二   康有为在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 梁启超也曾在《格致学沿革考咯》一文中写道：“培根常日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又曰，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首倡近代科学教育的严复提出“凡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他要人应用科学方法于事事物物，实在为科学教育之极致。改良主义者们希望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代替《四书》《五经》等旧知识，他们还主张打破传统教育模式，仿照西方模式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形式的学校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张改革科举、学以致用，并希望把“西学”列入考试的内容。

——摘编自牛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科学教育思想研究(1901-1937)》

材料三   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人才战略和科技战略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科教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科技成果形成了规模化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摘编自王建锋《浅析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

材料   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都很重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革命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是四代化的产物、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矛盾的产物。革命对现代化也有促进作用，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认同、道德更新和权威重建对于现代化都具有积极意义。巴林顿·摩尔通过对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现代化是复合模式的过程，不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革命暴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著积极的角色在通向民主道路中，暴力革命是重要的一环，不同的革命类型会产生不同的现代化后果。

——郭坚刚《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

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