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中共对国情的认识加深 | B．新文化运动思潮发生转向 |
| C．无产阶级革命意识觉醒 | D．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 |
材料 郭沫若在1929年著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写道：“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在叫嚣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郭沫若发出了如此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一切进步人士对革命的胜利和信心，更告诉人们中国古史的研究也必须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指导。作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商周史研究的著作，此书一直受到后人的尊重和重视。正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日译者藤枝丈夫所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诒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字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应当说，这对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很公允的评价，对他以大无畏精神所造成的成绩应当予以肯定。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郭沫若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据《周礼八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火官名称甚多，史官职责亦各有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史官撰写各国国史。“君举必书”的优良传统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汉代除太史令外，还置女史记录皇帝起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最为兴盛。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史官制度趋于完备。史馆以宰相为监修，修换本朝史和前朝史。设史馆官修前朝史书的制度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济。五代至济、史官、史馆制度多因唐制而有损益，并名称虽然因代而异，但职掌略同。
——摘纳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并深远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以来日益陷入困顿。梁启超把对旧史学的批判矛头直指帝王集权及其专制思想。他在《斯史学》中狂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逆不可救”。总体而言，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初期，传统史学理念不是遭到否定便是放淡忘。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学术中国化”的讨论中，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渐受关注。有学者认为传统史学的某些原则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翦伯赞提出应“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者并发展它，当作断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
——摘编自胡逢祥《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背景和影响。
| A．国民党右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
| B．知识分子购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
| C．国民党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
| D．国民革命军击溃孙传芳的主力成功进占上海 |
材料 夏衍（1900-1995年），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以下是夏衍1949年前的简历。
1900年10月，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浙江杭州）。
1906年，入私塾，习读《三字经》《论语》。
1908年春，入杭州正蒙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新式教科书，两年后退学在家自修。
1915年，入浙江甲种工业学校。
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创办进步刊物《双十》（第2期改为《浙江新潮》）。
1920年，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1年2月，考入日本九州明治专门学校电机专业。
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1925年底，获得工学学士学位，担任国民党驻日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
1929年，组织上海艺术社，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
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
1933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创作电影剧本《狂流》等4部及报告文学《包身工》。
1937年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到重庆，辗转开展救亡运动。
1944年后，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
——根据自陈坚、陈奇佳《夏衍传》整理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夏衍的道路选择”写一则短文。（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A．五四运动促进思想启蒙 | B．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转变 |
| C．爱国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 D．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分裂 |
| A．思想文化氛围相当宽松 | B．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 |
| C．五四与新思潮相互促进 | D．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
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构成几代国人救亡图存的两条主要线索。然而两者志虽同，却因道不合最终只能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此种意象之呈现。
材料一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胡适1919年7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材料二 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李大钊1919 年 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问题与主义”之争产生的时代背景。(2)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对材料中李大钊的观点进行阐释。
| A．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 B．推动国民大革命的兴起 |
| C．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 D．脱离中国民主革命实际 |
| A．表明民众革命意识增强 | B．适应了现实斗争需要 |
| C．体现民主革命的曲折性 | D．助推了浪漫文艺兴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