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凌欺压……1937年七七以后，日寇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兽蹄所至，庐舍为嘘。日本帝国主义给予我中华民族的损失和耻辱，实在是书不胜书。现在这个万恶的敌人，已被中、苏、美、英的联合力量所打倒了。中华民族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严重威胁已被消除。半个世纪以来，我中华民族所受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血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未有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的热烈庆祝。”

——1945年9月5日，《解放日报》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

材料一   明代的屯田做得相当突出，到正德五年（1510年）时，云南屯田的产量在全部供应当地的军队开支之后，还有较多的富余。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民生基础，明代才开始采取“改土归流”的政策，把奴隶制下的少数民族从土司王的野蛮盘剥中解放出来，开了清代雍正年间全面“改土归流”之先河。明、清两代，云南地区的物产在官员的大力推动下，得以大量行销内地和国外，为当地人赚取了他们的第一桶金。鄂尔泰在云南设立茶叶局，使普洱茶享誉中外，并走进更多的百姓家中。

——摘编自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类机构、军队、难民大量涌入云南，粮食和物资需求骤增，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云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出台各种政策与法规、编制方案、组建机构、设立垦区等，为边疆社会的综合发展提供了强势动力。与此同时，云南的金融财政一直相对独立，与中央政府关联性较小。但在抗战期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均衡过程中，边疆经济逐步融入国家体系中，通过种种战时举措，国民政府在云南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政策，几乎动摇了云南刚刚建立起来的经济建设基础。

——摘编自周玲《云南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