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突发大火。火灾发生后，各方纷纷开展紧急处置工作。但是，这些措施只能为灾民提供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湖南省政府协同其他部门组建诸多机构主导善后工作：开展灾民登记，完善收容措施，发放疏散费，清理火灾场所；提供小本借贷，为长沙民众提供谋生资本，使经济有所恢复；致力于城市重建，规划设计长沙新市区方案。但善后工作的具体实施遭受诸多阻滞，且城市重建因“大局敉平”迟迟未至，仅限于方案设计。

——摘编自郭辉《灾后救济与城市重建：1938年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各边区政府将代做军鞋作为战争勤务，要求根据地内凡符合条件的妇女均须承担义务，这也成为妇女投身抗日战争和拥军生产的重要方式。1947年5月，邓子恢在华东局支前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无限度负担，群众负担不起，全省的负担不能加在几个地区群众身上”，并制定了“以战养战”的军需供给办法，即政府摒弃过去发动妇女慰劳或征派军鞋的方式，改用按件计工的订购制，在城市与集镇设立小型工厂，规定军鞋制作标准和工资，交由妇女制作；或由政府出布，铺好鞋面鞋底，交妇女拉底抽线，按件给薪。

——摘编自梁馨蕾《火线与针线：中共军队的军鞋动员与保障（1937—1949）》

材料一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乘机将大量专业人员派往东北和台湾，由此拉开了近代日本专业盗测中国的序幕。日俄战争后，参谋本部统一了测绘中国的比例尺，要求实地测绘十万分之一中国兵要地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军在扩大盗测范围的同时，开始在中国大陆长期部署专业测绘人员。1913年，参谋本部解散临时测图部，留下16个测绘员，隶属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组成土地调查班，标志着日本在华正式设立了永久性日常盗测机构。从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华盗测过程看，其顺序先是台湾、东北，接着是内蒙、山东、东南沿海、华北，再为华东、华中、华南，然后又回到东北。

——摘编自许金生《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出于独立军事作战与根据地发展建设之需要，中共在华北的地图绘制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如由八路军总部测图室调查制印的辽县、黎城、襄垣、武乡四县的分幅路线图，不仅标有四县的聚落户数，还将日军在“扫荡”过程中烧毁的房屋占比精确到每一个村落。1944年绘制的《太原敌军军事设备图》等17幅平面图，均系军区情报侦察人员实地调查密测并编绘成图，可以清晰呈现出日军驻城及矿区、飞机场等军事设置布局。县图是现存数量最多的行政区划图，图上直观呈现了县、区政府驻地、县界、区界、辖村详情等信息。

——摘编自白如镜《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地图绘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