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礼记·杂记》记载孔子对“东夷”人少连、大连赞赏有加，“言其生于东夷而知礼也”。对于“先圣王”夏禹之后的杞国国君杞成公、杞桓公和杞文公，《春秋》皆以“子”称呼之，《左传》解释称其为子，“贱之也”，据左丘明解释，乃是因为这三位杞国国君用“夷”礼，所以孔子视之为“蛮夷”。

——摘编自徐兴祥《先秦时期的民族思想》

材料二   元王朝总结历代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验教训，进行了重大的施政变革，实行“参用其土酋为官”的制度。这样，将边疆民族“归附”于元王朝的民族大小首领吸纳到元王朝设置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武”职官机构里，使参用民族酋领得以“有效管束”，并可假借“土酋”统治其族或部落。

自元代形成土司制度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分裂割据政权或势力。在边疆民族地区，土司是朝廷命官，肩负着捍卫边疆的使命，边疆因此得以长治久安。

土司遗址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有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湖南省永顺土司城3处。

材料三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唐朝三省的职权是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施行。中书省由中书舍人掌起草命令，中书省在得到君主同意或命令后，就让舍人起草，舍人在接到词头（命令大意）以后，认为不合法的便可以缴还词头，不给起草。在这种局面下，君主就得改换主意。如坚持不改，也还可以第二次、第三次发下，但舍人仍可以第二次、第三次退回，除非君主罢免他的职务，否则，还是拒绝起草。中书舍人把命令草成后，必须经过门下省的审读，审读通过，由给事中（门下省专掌封驳的官员）签名副署，才行下到尚书省施行。如被封驳，则此事便当作罢论。

——摘编自吴晗《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

1912年3月5日，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以《新陈代谢》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工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模仿苏联的办法，对快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苏联专家在鞍钢奉行的“马钢宪法”的企业管理模式，“马钢宪法”是当时苏联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管理办法，即实行集权化管理，搞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和繁琐的规章制度，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这一管理模式与中国国情渐行渐远。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鞍钢人，实际上一直在设法突破“马钢宪法”的束缚。“一五”期间，鞍钢工人为新中国建设炼出了第一炉钢水。“一五”结束后，鞍钢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独特模式：“两参”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就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指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3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并把他们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多年来，“鞍钢宪法”一直是鞍钢的宝贵财富，他们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鞍钢宪法”精神，并不断赋予“鞍钢宪法”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摘编自辽宁日报2019年10月3日《“鞍钢宪法”原来是这样的》

材料一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1913年）各党所占议席：

——摘编自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

材料二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出席者仅1355人，其中，国民党籍代表855名。因此，人民称这次大会是“党民大会”。“国大”的召开遭到共产党和民盟的一致反对，如周恩来在次日发表声明说：“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已于昨天开幕了。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众，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

——摘编自罗昊《1946年“制宪国大”合法性研究》

材料三   1954年5月底，全国基层选举工作全部结束，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全国各地在21万余个基层选举单位，3. 23亿登记选民中进行了基层选举，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566万余名。在此基础上，又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直辖单位和军队及华侨单位分别选举产生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中共党员668人，占54. 48%，党外人士558人，占45. 52%。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意志来制定国家宪法。1954年8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33次扩大会议，决定于1954年9月15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摘编自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和国历程》

材料一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东北地区移民数量大增，大量官方荒地被开垦，许多官地、旗地向民地转化，私人地主势力膨胀起来。官地、旗地向民地的大量转化，推动了东北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和发展，并迅速达到与关内大抵一致的水平。此外，东北地区的殖民地经济不断扩大。截至1931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额约占日本对国外投资总额的60%，占各国对东北投资额的70%，在东北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势力。此外，俄、英、美、德等国也分别在东北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势力，这一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彻底改变。

材料二   东北地区作为全国较早解放的地区，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初期占有突出的经济地位。1953年，新中国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把工业化作为首要任务。然而，实现工业化对我国来说面临不少挑战，借助外力成为新中国工业化必要的选择。当时苏联对我国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支持我国工业化建设方面，苏联以援建156个项目为中心提供了技术和资金支持。在这156个项目中，58项分布在东北地区，占全部项目的37%。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乔榛、路兴隆《新中国70年东北经济发展：回顾与思考》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党史三对

——摘编自《遍数风流还看今朝（百年大党面对面12）》

材料二   百年党史，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党，是命根子。毛泽东一生都心系党的建设这个命根子。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摘编自石仲泉《毛泽东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及其时代意义》

材料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据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8年1月）

材料一   1940年以前，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了牵制日军，我党对敌占区实行了严格的完全管制贸易政策，禁止边区粮食出口，不与敌占区开展贸易。1940年4月召开的黎城会议上，中共中央北方局确立了“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的经济与贸易政策，“对外统制”是指根据地的出口贸易必须在根据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商品的出口必须换回根据地所需的必需品；“对内自由”是指除特别规定的违禁品外，在根据地内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1943年，随着各项政策的日趋完善，根据地在贸易统制的基础上开始利用市场，采取统制与市场相结合的粮食统制政策：“恢复粮食自由集市，根据地内粮食买卖贩运完全自由。”由此，太行区以粮食交易为主的集市贸易开始蓬勃发展。

——摘编自杨建中《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粮食统制政策研究》

材料二   1953年是中国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的第一年，尽管得到了苏联等国际力量的支援，但要想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仍需在综合考量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开展经济建设，从具体国情来看，1953年，我国市场上多次出现各类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其中粮食领域的消费状况最为严峻。1953年，国家只能完成310亿斤的收购，而统销数量则需要567亿斤。城镇地区的用粮需求也在进一步增加，1953年城镇人口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765万增加至7725万人。加之自由市场上粮食倒卖、投机倒把等现象频发，严重影响着居民的日常消费。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之后，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序幕。

——摘编自高倩《凭票供应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1953—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