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写史”是一项人类社会活动，女性写史的发展和社会变化休戚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时期是欧美女性写史的“高光时刻”，据表所述。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身于中产阶级或“寒门”的女性逐渐成为“独立”书写历史的主体。1850年之后出生的自立女性史家比例从50%上升到90%，她们的基本职业目标——经济独立——与男性史家并无显著差异。女性史学家首先受惠于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而社会意识的转变也为女性史家成长提供有利的氛围。据统计，在180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历史学家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参加过某种形式的女权主义活动。19世纪末，德国史学界的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Lamprecht，1856—1915）提出了对兰克史学的质疑，他为这场史学转向运动冠以“新”的字眼。这种开放性和民主化的史学转型趋向，给予女性史学家更多的发挥空间，女性在经济史、社会史等新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摘编自辇宏晔、周巩固《“他者”与“她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女性写史的变迁》

材料   亚当·斯密认为，发现美洲大陆和发现绕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是“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两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件”。“发现美洲大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够提供大量的贵金属，而且在于它能够为欧洲商品提供新的、永葆兴旺的市场。”它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把商业活动推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境地，没有美洲大陆，就完全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它促使全世界的贸易突飞猛进。如果说19世纪是生产的世纪，那么17世纪和18世纪则是贸易的世纪。对于英国来说，当时的贸易主要是三角贸易。威廉·伍德在1718年说过，奴隶贸易是“万流之源”。几年之后，波斯尔思威特把奴隶贸易描写成“一切事物的首要原则和基础，也是引起机器运转的主要发条”。

——摘编自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材料   在某种意义上，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可称为“白银世纪”。17世纪末以后，葡萄牙在其属地巴西开始大量开采黄金，英国抓住了机遇，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梅修因条约》，葡萄牙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英则向葡及其殖民地出口制造业商品，此后两国又签订一系列补充条约。但是，葡对英的贸易总是呈现逆差，为了平衡贸易赤字，葡动用从巴西运回的黄金，把它们不断地送到英商手中，于是巴西黄金经过葡萄牙这个漏斗，大量地流入英国国库。“1700年从巴西流入葡萄牙的黄金为35万英镑，1760年时已高达220万英镑……从18世纪30年代起，葡属巴西的所有黄金、钻石的收入中用来贴补葡与英之间贸易赤字的价值数额在100万至200万英镑之间”。

有人估计，18世纪巴西出产的1000多吨黄金中，有90％被运至葡萄牙，其中有60％，即500多吨又被运至英国。大量黄金被运至英国，为英国货币稳定、金融信贷等方面提供了可靠的保证。18世纪，英国成为西欧黄金中心区，西欧商人资本，特别是荷兰商人资本，在荷兰丧失经济优势后，以购买英国国债的形式大量流入英国。1737年，荷兰人拥有1000万英镑的英国国债，相当于英国全部国债的1/5。1762年，荷兰人拥有1/4的英国国债，高达1200万英镑。

——摘编自罗翠芳《16—18世纪商人资本在西欧国际流动的原因探析》

材料一   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信仰自由，政治环境宽松，是欧洲宗教异端人士的重要避难所，也成为启蒙运动书籍的出版中心。当地的经济环境优越，对艺术的需求空前高涨，吸引了伦勃朗等众多画家来到这里。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等城镇，随处可见琳琅满目的艺术品集市。市镇居民选购艺术品的目光所及，也从过去比较流行的历史和宗教主题逐渐转向风景、风俗和静物题材。

——摘编自朱平《文化传播视角下荷兰艺术商业的影响力及其启示》等

材料二   18世纪，法国巴黎流行一种特殊的社交形式——沙龙。贵族与富有市民、艺术家与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远离宫廷和教会的新的公共空间。19世纪后，随着沙龙主人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日渐缩小，沙龙日趋衰败。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产阶层群体日益壮大，一种更开放、更大众的生活方式来到人们身边。1866年，巴黎公共舞会达到1000多个，1870年前后，适应大众阅读与休闲的咖啡馆有2万多家。此外，各种音乐团体、俱乐部、文学阅读室层出不穷。

——摘编自汤晓燕《十九世纪巴黎社交生活的演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