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面世后，以杰斐逊、麦迪逊等为首的美国国父们都非常赞同该书的自由贸易主张。然而，实际上进行这种自由贸易活动需要主权国家缔结通商条约。然而一盘散沙的美国并不能赢得外国的信任，因为它们认为无权征税的美国中央政府也没有力量去执行条约。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关税法，它明确规定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5%的从价税，使原先的自由贸易设想付诸实现。英美战争结束后，大量进口货涌入美国，充斥了市场，迫使许多在战时建立的制造工厂停业。于是，美国通过了1816年关税法案，征收平均为42%的高关税。1828年的关税法，更是将平均税率飙升至61.7%。为此，南部各州强烈反对如此极端的关税，于是1833年通过了妥协关税法，规定关税率的最高限额为20%。1837年美国经济出现萧条，1842年关税法便恢复了1824年关税法中相对较高的税率。1846年，为了争取更多的出口市场，美国国会通过了以信奉自由贸易的财政部长罗伯特·沃克命名的关税法。从1846年直到1861年，美国持续保持相对较低的关税率，它比1815年以后的任何时期还更接近于自由贸易。
——摘编自邓峰、王军《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第一部关税法诞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美国关税政策调整的特点并说明关税政策调整的意图。
材料一 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大臣戴鸿慈、端方等奏请效仿各国设立“万牲园”，次年该园建成，成为中国第一个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以邀宠慈禧太后。1931年8月，上海市教育局向市政府呈请创办动物园，“希望一方作学校直观教学时之材料，一方供各界业余后之观赏，借资消遣”。1933年，上海动物园对外开放，同年中国动物保护协会建立，后每逢动物节都会举办相关活动，宣传保护动物的意义。1937年10月，上海动物园园中动物除较少部分转移至租界或安全区外，其余均死亡。直至1949年，上海动物园仍无重建消息。
——据朱英《上海动物园：近代中国娱乐与社会教育的新设施》
材料二 1882年日本第一家动物园上野动物园建立，政府希望通过动物展览让民众明白“文明与野蛮”的划分。19世纪90年代后，上野动物园引入大量海外动物，如中国东北的骡子、猫科动物等，从战场退役的军马、军犬也成为展示的重要内容。1943年，东京遭遇美军轰炸，为防止动物外逃，大象、狮子、狗熊等凶猛动物遭到屠杀。上野动物园强调这些动物是“为国家而牺牲”，并为其举行“慰灵祭”，号召民众继续投入战争为国服务。
——据[美]伊恩•J·米勒《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
材料三 1949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北京动物园，并陆续从苏联、民主德国、尼泊尔、印度等国接受或换得国外物种进行展览，吸引着市民游客前来观赏。同时，北京动物园从北京农业大学等聘请人员对野生动物的饲料、饲养管理进行初步的科学试验和探索。1972年，为答谢美国将两头麝香牛赠送给中国，北京动物园将大熊猫“玲玲”和“兴兴”作为友谊大使赠送给美国。改革开放后，上海动物园，广州动物园等快速发展。1983年底，全国各地相继建成的动物园共135处。1990年后，以大熊猫繁育研究为代表的跨国动物园科研合作日益频繁。
——据北京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日近代动物园发展的特点，并分析中日两国动物园发展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动物园事业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欧洲大地工业革命盛行，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邦国同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联合工人想冲破封建统治阶级的束缚。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同政府一起镇压工人运动，企图通过制定宪法来实现民主化改革，这次运动也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次运动充分暴露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但它却是德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追求民主的一次伟大尝试。
——摘编自韩承文《1848年欧洲革命史》
材料二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从法律上承认了德意志帝国半专制的君主立宪制。此后，德国在专制和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通过对外战争，对内改革，最终德国成为了当时欧洲大地上的一只雄狮，一跃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不可一世的帝国。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三 考虑到德国的历史原因，一直以来也缺少民主政治制度，同盟国决定全面对德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保障德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在传统地方建立民主自治政府，从而通过基层民主意识唤醒德国大众的民主意识。从地方积累经验，让大众知道通过民主手段来参与地方政治，再逐级推广，为更高一级的民主铺垫。在地方民主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手段制定宪法和组织政府机关，恢复德国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通过全民参与推动民主政治的建设。改革公务员制度，减少人为的干扰政治。
——摘编自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
(1)指出材料-19世纪40年代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结合材料二分析革命失败的影响。(2)结合材料二、三、分析德国民主化的演进趋势。
18世纪末19世纪初，重商主义政策受到严重的挑战，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普鲁士有相当的市场，许多官员主张按这一理论去构建新的经济模式。但相对于西欧其他国家，普鲁士经济落后，同时企业主也不习惯于竞争，缺乏创新动力。因此必须以适当的立法行为促进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这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来进行。普鲁士的官僚阶层在国家生活中向来承担着领导者的角色，随着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他们最早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并调整了新时期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官僚阶层代表国家在经济领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动力。1820起鲍特开始在普鲁士实行企业促进计划，并由此掀起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改革。其内容主要有
（1）兴办企业学校和企业研究所。
（2）在企业中引入竞争原则。
（3）鼓励发明创造，为了推动技术的进步，国家奖励设计和安装新机器。
（4）获取技术情报及传播和交流技术。
（5）组织企业协会，鼓励私人业主参加国家企业促进计划。经过改革，普鲁士的企业及企业主的观念有很大的转变，工业文化氛围逐渐形成，对普鲁士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徐建《转型时期普鲁士官僚的经济改革思想和国家企业促进政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20－40年代普鲁士经济改革兴起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普鲁士经济改革对普鲁士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1898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
材料二 江户幕府初期，日本多次派使节到中国学习制糖技术。明治初年，又从福建引入优良甘蔗品种。1895年，日本侵占中国的糖品生产基地台湾，以之为基础，加快制糖业发展。1906年，政府设立负责糖业调查、补助等事宜的糖业改良事务局。日本糖品产量增长了3倍以上。与此同时，日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摘编自（日）社团法人糖业协会：《近代日本糖业史》等
根据材料，概括中日两国糖业发展途径的相同处。
材料一
材料二 面对1860年代，每个人都在思考，其中后世一位政治家这样写到：
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前，这些观念就会紧随并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后，它们便会拉着你们向前。
如果你们逆着时代观念而行，它们就将推翻你们。
(1)上述四则材料分别涉及的改革或革命的名称是什么？(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1860年代改革与革命出现的共同背景。
(3)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中“时代观念”指什么？
(4)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你如何看待1860年代现象。
材料 1869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版籍奉还”令，版籍奉还，就是要诸侯向政府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主所有权。版籍虽然归还了，但藩主仍是藩的行政长官，而且藩主仍旧控制着征税和军令的权利。1871年8月，岩仓具视等人调集一万御亲兵于东京，进行武力威慑，召集56 藩的原藩主到东京，当面宣布了废藩置县诏书，并表示他们必须强制在东京居住，领取国家俸禄。 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明治政府先后废除620 多个藩地，共设三府七十二县，县知事由日本中央政府任命。虽废藩置县，但长州藩、萨摩藩、肥前藩、土佐藩，这四大藩帮的藩主依旧有着极高的政治话语权。
——摘编自《日本明治维新中的废藩置县》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废藩置县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日本废藩置县的积极意义。
材料 19世纪60年代，沙皇政府一般是以官方订货方式来刺激工业生产，对与铁路修筑以及机车制造有关的工业和企业的订货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上的价格；成立有工商业者参加的工业会议和商业会议，讨论工业、商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办技术学校，培养技术人员；出版有关杂志，以交流生产经验。 为保证俄国铁路、重工业的发展，1868年沙皇政府准许免税进口冶金、机械制造、钢轨工业所需要的生铁、熟铁和一部分机器。 随后，当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影响本国生产发展时，沙皇政府便应本国企业主的要求，实行了巩固关税壁垒的措施。1868-1891年，生铁关税增加9倍，钢轨关税增加3倍半。……“木犁与链枷、水磨与手织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铁犁与脱谷机、蒸汽磨与蒸汽织机的俄国”。
——摘编自张桂荣《1861 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
(1)根据材料，概括19世纪60年代俄国经济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60年代俄国经济改革的影响。
材料 关于普里格诉宾州案的争辩
1842年，奴隶主普里格因抓捕一个逃亡奴隶，向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法院申请相关证明文件，但该州法院以《1826年宾夕法尼亚州反绑架案》中禁止将黑人视为奴隶强制带离本州的条款为由，拒绝受理该案件。于是普里格在没有求助进一步司法程序的情况下便将逃奴带回本州，因而引发诉讼。
这个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法官分歧很大，判决书上最后写了7个法官的意见，斯托利法官最后宣读判决结果。
斯托利法官：联邦宪法中“保证奴隶主追捕奴隶或重新获得他的奴隶的权利，在蓄奴州的地方法中，这些奴隶是被当作财产看待的”的原则，是需要自由州承认的一个普通法原则，追捕逃奴的管辖权完全建立在联邦最高权威的基础之上。
麦克林法官：黑人不是财产，而是具有人格的自然人，联邦政府要求自由州交出逃亡奴隶的行为无疑会干涉到自由州的内政，对于州出台的限制奴隶主追捕逃奴的规定应予以大力支持。
坦尼法官：自由州没有权力出台法律限制奴隶主追捕逃奴，出于礼让条款，自由州有义务尊重蓄奴州的法律，补充联邦政府对奴隶主权利的保护。
——摘编自宋云伟《美国内战前联邦制因素对奴隶制相关案件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普里格诉宾州案中法官争辩的焦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普里格诉宾州案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材料 1872年，依照欧美军制，日本分别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陆海两军的最高军政军令机关。1878年，日本又仿效德国，设立参谋本部，首先在陆军系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的“二元化”体制。1886年后，日本海军同样也实行“二元化”领导体制。同时又作出规定，对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实行武官专任制。1889年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宪法规定天皇拥有最高军令、军政权力，可以直接委任军政、军令两大系统的高级将官，政府及其内阁总理大臣无权过问。军令最高首脑（参谋本部总长、军令本部总长）和军政最高首脑（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有直接上奏天皇、辅佐天皇进行军令军政决策之特权，同时对天皇的军事诏令又有独断执行的权力，均不受政府其他阁员的制约。
——摘编自《〈世界军事战争史—211〉日本明治政府的军事改革（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明治政府军制改革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日本明治政府军制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