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时期，在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等地散居的主要有哀牢夷、掸族等。哀牢夷生活在今哀牢山一带，西汉以前与中原没有联系。51年至69年，哀牢夷有两支内附，共有5万余户，50余万口。东汉在这一地区设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云南永平南）两县，后又设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只向哀牢人的富豪征收赋税，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赋税。掸族居住在哀牢人的西南部，自东汉设永昌郡以后，才与汉族发生直接的联系。77年，掸王雍由调与附近各族遣使到洛阳，奉献珍宝。汉和帝赐给他们印绶和钱、帛。120年，雍由调又遣使进京，贡献“幻人”（魔术师），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丝织品等。东汉时期，西南地区还散居有白狼等族，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汶山以西的白狼等部落有130余万户，600余万人自愿内附。白狼王还作诗歌三章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白狼歌》。这三章诗歌都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成为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宝贵历史资料。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天启年初，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授意其党徒在重庆突然构难，公开反叛朝廷。为尽快结束西南乱局，以便全力对付实力日增的后金政权，崇祯二年朝廷谕命西南五省总督朱燮元移镇贵州，为朝廷斩截擒凶。朱燮元为保证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和控遏云南的战略功能，分别对贵州经济、行政、教育、民族制度进行全面治理：第一、从增加人口数量、扩大耕地面积、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赋税徭役四个方面同时着力，重振地方经济。第二、调整永宁—毕节段川黔分界线，解决土司间的承袭权和土地权之争，在改土归流后的水东地区新建开州，复置施秉县治，通过行政手段，恢复地方秩序，确保地方安全。第三，建新学立文庙，续庠序之教，增加诸生之额，拓宽夷汉子弟晋升通道，重建地方教育，搭建“夏风化夷”平台。第四，在“分土世官，众建诸蛮”的地方民族政策中，将原属土司的宣慰公土分给有功官兵作为抵饷和赏银，并根据官兵和目把的功绩大小、对朝廷的忠顺度、在地方上的影响力等具体情况，分别授予大小不同官职，命其管理地方事务。
——摘编自黄咏梅《朱燮元与明末贵州地方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东汉时期治理西南夷的措施，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明末贵州地方治理的特点，并加以简要评价。
材料：
某学者指出，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的模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即螺旋推进型、筛选进化型和几率优选型。
说明：螺旋推进型的特点是：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方向比较明显和有力，历史偶然性使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方向左右摇摆，上下波动，但在总体上不能使它离开前进的方向。
筛选进化型的特点是：历史必然性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表现为历史出现多种发展道路可供选择，其中每一条道路都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并不总是最优化的发展道路，它也可能是一种劣势选择，选择的是发展缓慢而又艰难的道路。
几率优选型的特点是：反映的历史必然性是丛状的，数量比较多，又没有在内力上占优势的，所以其选择主要决定于历史的偶然性。在这种类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有很大的随机性，所以其发展的方向是不明朗的，常常会因为某个突发的事件，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
——摘编自何成刚《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教学中的应用》
列举至少四个与某一模式关联的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指出这些史实所反映的历史发展趋势，并对其进行解读。（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谨。）材料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的统一、是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被史学家称为周秦之变的重要标志。秦武力扫平作为宗法政制之承担者的周朝诸侯之后，建立了郡、县、乡、里的垂直型行政系统，“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原六国的贵族被废为平民，秦始皇按军功等能力任用官吏，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
春秋战国的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法家则基于治野人的办法，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倡行“集权”“法治”。秦选择立足国家之维而攻击儒学为“六虱”的法家，“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把君主的意志作为法律，以秦篆的形式“颁行天下”，不分吟域地强制实施。夏商周形成的“华夏”“诸夏”的“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在秦朝统一六国后变成了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的政治意义上的紧密共同体。
——摘编自陈明《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秦之变”在政治方面的体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变化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兵革不息，帝王凡易十姓。历代的政府管理者在如何改革和完善地方行政体制方面，不断进行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在地方中间环节的设置和管理上，赵宋王朝以交通路线为主干进行划分，创建了路制，每路设四个机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形成婚田、税赋则隶之转运，狱讼、经总则隶之提刑，兵将、盗贼则隶之安抚的分工格局，从而避免了重蹈汉唐以来由于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而陷入军阀混战和潘镇割
据的历史覆辙。
——摘编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二 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都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行省要接受中书省的节制和领导，而特殊的民族统治背景，又使得行省制度披上了一层与汉地（中原）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不甚协调的外衣，所谓“蒙汉二元制”。在有些学者看来，当时的行省只是一种“权宜”产物，不应成为经久之制，这只能说明行省制度对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抵触，并非汉地制度自然发展的结果。
——摘编自张帆《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实行路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朝行省制的基本特征。
材料一 公元7—10世纪，承接魏晋南北朝数百载分裂乱世的唐代，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上徘徊不定，故唐朝成为讨论封建制优劣的极盛时期。唐代比较“封建—郡县”优劣短长的最著名的文字，当然是中唐思想家柳宗元的《封建论》。该文从秦、汉、唐实行郡县制的历史总括出如下结论：“有叛人而无叛吏”（秦）、“有叛国而无叛郡”（汉）、“有叛将而无叛州”（唐），从而肯定郡县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作用。
——摘编自冯天瑜《封建考论》
材料二 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朝政府除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为“腹里”外，还设置了岭北、辽阳、河南、陕西、江西、湖广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行省下为路，路下为府，府下为州县。路府州县皆设达鲁花赤（“亲民官”），掌管并督察辖区的行政。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秦、汉、唐的地方行政制度，并概括从秦到唐地方行政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元朝实行行省制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两汉时期，汉承秦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边郡。前135年一前109年，西汉中央政府在今西南边疆共设置了犍为、益州等9个边郡，将西南边疆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系统。在边郡辖区，既设置太守、边郡都尉等流官，又设置侯王、将相等土官。边郡太守多由将军兼任，有的是由皇帝下诏征来，他们代表中央政府屯兵驻守于边疆民族地区，在防止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事变发生的同时还对边郡辖区采取一些“用夏变夷”的经济文化措施。边郡太守缴纳境内的田赋和口赋等赋税，可减可免：同时要求蛮夷君长解纳土贡，形成了边郡“以其故俗治，无赋税”的局面。
——摘编自《土司制度及西南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二 共和国中后期，随着对外征服的展开，罗马不断增设行省。总督是罗马派驻治理行省的最高官员，他们拥有独断专行的军事治权，其施政方针几乎等同于行省治理。随着’奢靡风气以及政治竞争、经济成本上涨等因素，总督往往罔顾行省利益与法律规定而滥用权力，盘剥行省。由于不具罗马公民身份，行省人在罗马法中找不到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条款。尽管他们可以派遣使团向元老院申诉，但总督本人就是元老院一员。总督的职务设计因袭传统的城邦公职制度，治理机构过于简单，缺乏制衡与监督机制，行省税收体系混乱不堪，为行省官员滥用权力敛财提供了制度上的漏洞与可能。行省远在海外，共和制下的其他常规机构也难以发挥实质性监督作用。
——摘编自刘小青《罗马共和国后期行省治理的弊端及其规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边郡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两汉边郡制度相比，罗马行省制度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周王通过诰、誓、命等文书来管理国家，这一时期的公文文种及数量还很有限，较为系统的行文关系尚未形成。秦汉时期的公文文种与数量开始大幅度增加，秦代出现了君臣专用文种和地方行政所需的官府往来文种，中央政务公文主要有皇帝御用公文“制”和“诏”，秦改战国时“上书”为“奏”，列为臣下专用文种。秦代的地方公文主要在郡和县两个层次上运转，公文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何庄《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
材料二 明代皇帝的诏敕文书增加了“谕旨”，清代把“谕旨”细化为“谕”和“旨”，分别作为主动颁布的命令文书和批答官员奏请的文书。正年间，又进一步把皇帝处理政务所下达的指示性文书定名为“明发谕旨”和“寄信谕旨”，区分了例行文书和机密文书的处理程序，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机密文书处理的安全和高效，是专制统治加强的明显标志。
——摘编自何庄《从古代诏敕制度的演变看明清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代文书行政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文书制度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