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以来，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涵盖了诸多层面。第一、先秦的内外服制、分封制、礼制、世卿制以及郡县乡里制、军功爵制、官僚制等。第二、在此前偏重上层统治结构、皇帝官僚制度、律令制度等问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第三、古代官吏选任、考课、监察等制度的演变历程。
学者认为，汉唐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中一些经典著作的出现为“政务运行”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汉唐时期，随着官僚制和皇权体制的建立与巩固，国家权力的运作具有了一整套可依赖的行政运作的规章与流程，皇帝制敕的起草颁布、三省的运作、部司与寺监及州县之间的政务关系等都支持着汉唐社会的发展繁荣。
——摘编自卜宪群《不断深化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史索《2020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等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唐在古代政治“政务运行”方面的贡献。
材料一 唐朝，三省六部制在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书省的职权比隋代中书省的职权更为明确。中书省作为中央政策、文书的制定机构，负责以皇帝名义草拟、制定官方文书。门下省在唐代成为中央最为重要的文书审核机构，主要负责对诏敕进行审核，纠正朝政得失，同时审阅各地与各部门汇报上来的上行文书，并提供批复的意见，再交给皇帝作出最终决定。尚书省是中央最高的行政事务管理机构，六部作为具体政策执行部门，隶属于尚书省。尚书省和中书省、门下省一样，其最高长官有权参与朝廷中最高级别的军国大事，在职能上主要是下发中央最高政令，并监督各地实施各项中央政策。
——摘编自赵冬云等《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设置及其发展》
材料二 明朝初期承袭元朝制度，以中书省总领政务，以左右相国为丞相。丞相统辖六部，丞相之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相权较大。随着皇权与君权矛盾的加剧，明太祖朱元璋于1380年废除了丞相，六部事务均由皇帝直接管理。后明成祖朱棣设内阁辅政，内阁权力逐渐扩大，成为重要的行政机构。
——摘编自鲍麒方《论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三省六部制的特点并说明其运作过程。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明代中枢机构的变化，并分析其反映的实质。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君臣朝参制度，亦称“朝会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决策议事制度之一。《周礼·秋官·朝士》记录了天子的“三朝”之制，即进行朝参的地点有三个，但对“三朝”的具体位置、朝参的内容和时间以及朝参的官员范围等均无详细说明。汉初，汉高祖一度将秦代繁缛的朝参“仪法”全部废除，出现了“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现象。不久，高祖开始按儒生制定的“仪法”接受百官朝贺。《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朝贺礼仪和“五日一听事”之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根据唐代文献资料可知，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大体分为外朝听政、朔望朝参和常朝等三种不同形式，并不断发展变化。
——摘编自杨希义《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初探》
材料二 1302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因同教皇卜尼法八世发生冲突，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参加会议的三个等级分别是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市民代表），这标志着法国历史进入等级君主制阶段。三级会议开始只是等级代表会议，不是立法机关，它的职能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三级会议也不是常设机构，是应国王要求召开的，由国王决定开会的时间、地点、代表人数和选举方式。国王吸收三个等级的人士加入到国家决策里来，使国王决策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后来，三级会议在某些时刻也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比如太子查理在1357年11月到1358年2月就被迫同意以下条件：定期召开三级会议并听取治国意见；会议每年召开2-3次；征税必须得到三级会议的同意；三级会议有权任命国王的顾问；等等。
——摘编自吕俊《三级会议与法国封建制度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周代至唐代朝参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周代至唐代朝参制度和中世纪后期法国等级君主制的共同影响，并指出二者的内在差异。
材料一 地方志是记载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宋朝，地方志逐渐定型。明清时期，朝廷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基本涵盖疆域、风俗、户口、学校、祠庙、人物等纲目。人物纲目往往下设忠臣、孝子、列女等目。风俗则记载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等，修志者会对习俗美恶进行褒贬，“以示惩劝”，并肯定一些地区“虽在边土，亦与中州无以异也”。贵州、广西等地的地方志大多专设《土司》条目，对土司的守土之功予以肯定；还尤重学校、选举等条目，详载本地书院、社学，以激发学子崇学之情。
——摘编自刘永强《明代方志功用说探研》等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纂进行改革和创新。“旧志卷首常列圣制一门，尊王之意也，而今删去圣制一条。”“星占”、“象数”等内容多被“经纬度”、“气候”等取代；礼乐、列女等门类逐渐减少，增添了实业、交通、金融、卫生、外交等新生事物。有些方志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将电线、铁路、公路、县城等以图例的形式清晰标注，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
——摘编自萧放《近代以来新方志学研究与编修实践》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地方志的功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民国时期地方志编纂的变化。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编纂地方志应该包括的要素。
材料一 以下是有关尚书的史料
| 出处 | 史料 |
| 《汉官答问》 | 汉初以丞相总天下事，尚书不过少府（九卿之一）属官，治文书而已。武帝时……臣下章奏上尚书，尚书进于天子，乃下丞相。有政事，天子常与之议 |
| 《后汉书•伸长统传》 |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
| 《通典•取官典》 | （曹）魏置中书省，有监、令（中书省官职）。遂掌机衡之任，而尚书之权渐减矣 |
| 《朱子语类》 | 唐制：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以付门下，若可行，门下又下尚书省，尚书但主书撰奉行而已 |
材料二 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政党分赃”制度。执政党大肆使用本党人士担任公职，这不符合“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整个阶级的统治，而非一派统治”的原则。由于每次随选举而共进退，致使官吏大换班，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管理人才由于党派不同而不能服务于社会。一些官员认为作为战利品的权力到手，不用更待何时，例如纽约一名由格兰特总统任命的官员竟然滥用公款5000万到1亿美元。
文官制度的建立，将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实现，使资产阶级代议制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文官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政治权利，摒弃了对权势的依附关系，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作。文官制度的建立也体现了“机会均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政治原则的发展，各国公务员法均规定：不得以性别、种族、信仰、阶级为理由而拒绝公民担任公职。
——摘编自杨明《论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建立的历史作用》
(2)依据材料二，简析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分赃”制度存在的弊端。结合文官制度的内容，说明文官制度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汉初吸取秦亡之诚，调整基层社会统治政策，设置三老、孝、悌、力田，以扶植、利用社会领袖。但由于废除了里老一职，而设在县乡的三老官属人数有限，影响力无法逼及里中每家每户，新政犹有缺失。西汉中期，循吏政治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兴起，重视在地方行政中推行教化。汉宣帝时，颗川太守黄霸率先在里中增设“父老”，并在主政朝廷时迅速向全国推广，形成通制。然而里父老普遍设置以后，承担的事务却超出原定的教化，转向户籍、赋税、治安方面。东汉前期，基层社会中已经有殷实中产人家结成互助组织，集资买田，出借给担任父老者，补偿其损失。与此同时，真正有实力的家族又设法逃避担任里吏，而追求郡县右职，力争进入全国性官场，通过在官僚体系中占据高位来提升和维系社会地位。社会领袖借助从官僚体系中获得的政治地位，更加牢固地控制了地方。这是汉晋之际政治、社会结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
——摘编自陈侃理《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基层统治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朝基层统治的影响。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统治者给予地方政府独立行使政权的权力。秦朝建立后,地方行使政权要得到中央首肯,并接受中央监督。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以豪族大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方镇都督分权,由此出现大分裂。隋唐增强了中央政府处理地方事务的力度与效率。宋初,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导致“积贫积弱”。元朝,实行“行省制”，中央政府部分直接延伸向地方政府。明清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力。
——摘编自孙萍、白路路《我国古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系历史演变》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和地方关系基本上是战时军事管制,地方绝对服从中央。1956年，中央各部门近900个企事业单位下放到了省市区。1959年上半年，中央开始调整收权。1961 年《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指出“经济管理的大权应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委三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大规模的权力“下放一回收”的循环。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与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放权让利阶段(1978——1992年)和制度创新阶段(1992年至今),中央与地方关系各自在政治、经济、立法等方面的职责权限易于界定，更加清晰。
——摘编自夏天《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两种关系模式,并分析两种模式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的变化，并说明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西周时期，统治者将贵族子弟定位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角色，并从小培养其尚武品质。贵族家庭男孩自童年即普遍习射，到入学年龄后要接受正规的训练。据《礼记·内则》记载，贵族子弟从15岁开始学习有关的军事技能，主要的学习内容是“射”和“御”。周王亲自任命教官到学宫教射箭，并通过射礼考察其教学效果，对优秀教官进行赏赐，还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和士。“以射行礼”“以射选士”制度为贵族青年人进入士阶层提供了条件，激发了尚武之风。
——摘编自徐烨、刘礼国《中国古代蒙学中的尚武教育研究》
材料二 春秋后期，“尚武”风尚开始悄然改变，社会上“崇文”的现象逐渐高涨。由“尚武”到“崇文”的根本转折点是在宋代。宋朝建立之初，在国家治理问题上，一味推行“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与方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之下，人们普遍以“崇文”为荣，而以“尚武”为耻，反映在个人仕途上，只要有机会，就希望出任文职，而排斥担当武职系统的官员。身为文职官员，如果要被改授武职，那怕武职官衔更大、地位更高，也为官员们所不情愿。宋以后，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中，“粗犷”“原始野性”的成分可谓日益弱化，阴柔替代阳刚，文弱替代武毅，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黄朴民、诸葛瑞强《从“尚武”到“崇文”——漫谈中华文化精神风貌之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时期尚武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崇文”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 自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逐渐认识到加强国家政权自身廉政建设的必要性，主张调整改善治政策，强调统治阶坂成员应当讲求从政道德，但仅停留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理论说教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廉政制度。战国至秦汉时期，新兴地主阶坂出于夺取政权和现国政权的需要，开始实行了一套以驭臣治吏为重点的较为系统的封建廉政制度，在官吏的选技、任用、考课、奖惩等一系列环节上制定了相应的具体规定，奉汉以降至隋唐时期，治者加强了在整吏治方面的努力，制定了系统化的有关官吏执行职务，治官吏犯罪的法律规范一一《职制律》，各项封建廉政制度不断完善并逐步形成，至明清时期，一方面，以驭臣治吏为基本内容的封建廉政制度在形式上发展得比以前更为成熟完备；另一方面，随着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各项廉政制度本身所国有的局限与弊端别表现得比以前更为明显，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但却不可能改变封建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摘编自余青华《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史》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各时期廉政制度建设的突出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明清时期廉政制度建设的具体措施，并分析廉政制度建设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