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论检奸。（郡太守）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亲，郡口二十万举一人。

——摘编自《后汉书》

材料二   （监察御史）奉制巡按，持有制命、掌分察巡按郡县。

——摘编自《旧唐书》

（刺史）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敷五教，每岁一巡属县，观风俗、问百姓，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之疾苦……其吏在官公廉正已清直守节者，必察之；兵贪秽谄谀求名徇私者，亦谨而察之。

——摘编自《唐六典》

材料一   

材料二   由于气候、海拔、水源、植被、土壤等自然环境要素直接影响着人口聚落的分布，而政区设置的目的在于有效管理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因此政区设置的空间分布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中国的行政区划历经2000年，一整套完整的行政区划体系在清代的政区改革中形成，并且更加规范和稳定。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国政区体系经历了两级制到多级制、再到两级制的两次历史大循环。清朝入关之初，民族矛盾尖锐，南明势力尚存，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屡征准噶尔、青海等战事使顺治、康熙无暇大规模调适全国行政区划体系，只能对个别县级政区进行针对性修整。顺治—康熙两朝开拓疆土、稳固政权，为雍正大规模调整行政区划奠定了良好基础。雍正帝与督抚密切配合，对全国各地的行政区划设置有系统的顶层设计，进行了大规模的行政区划改革，全国行政区划体系得以趋向成熟。朝廷从战略角度设府以促进直隶、东北以及蒙地交汇地带的开发，推动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和政区一体化进程，也是在朝廷弹压地方和加强集权的驱动下完成的。

——摘编自赵逸才等《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与演化机理》

材料   卫所制度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制度。在陕甘地区，卫所还是中央政府管理陕甘地区的军政合一的机构，主要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管理。明中后期，陕甘卫所逐渐走向衰败。清朝建立后，统治者在全国裁并卫所，并逐步在陕甘地区建立新军事体制——绿营体系。伴随着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伊犁将军等的先后设立，西北边疆大幅度地西移，陕甘地区卫所的防御守边职能大大弱化。加之陕甘卫所以武官管理民政，多有不便。陕甘地区卫所裁并在顺治时期拉开了序幕。雍正时期，陕甘地区成为全国卫所裁并后改设州县最多的地区。乾隆时期，陕甘地区卫所已全部裁并并改设了相应的府县，完成了治理体系的重构，其行政体制已与内地相同。

       ——摘编自何威《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卫所裁并为中心》

材料一 《尚书·禹贡》中就已经提到了“九州”的名称和位置，其他的先秦史籍，诸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等等也都有“九州”的记载。然而，先秦的“九州”只反映了当时人们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一种地域观念。直至秦统一确立郡县制度，并没有“州”的设置。到了汉武帝时期，疆域扩展，为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将全国分成十三个监察区，因名称多采用《禹贡》和《职方》中的州名，故称“十三州”。

——摘编自黄钢《我国古代的“州”是怎样演变的？》

材料二   三国以降，州一郡一县三级政区已成为正式制度。三级制实行之初，还算正常，以十数州之地辖百来郡、一千余县，层次与管理幅度相称，比例适当，州、郡、县三级都能正常发挥作用。以西晋前期为例，19个州统172个郡国、1232个县。平均每州辖八九郡，每郡辖七八县，基本合理。梁天监元年（502年），共有23州，226郡，1300县。然而不到半个世纪，形势大变。梁中大同元年（546年）已有104州，586郡。这样，南北朝合计，共有220州，999郡，比两个半世纪以前的西晋，州膨胀11倍，郡膨胀10倍。弄得有些官员连自己也搞不清自己所管辖的地域范围。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官吏既没有独立的权力，也谈不上维护自己的权力并与君权抗衡。中国也缺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与王权抗衡的宗教及教会组织。儒学对中国民众精神生活影响最大，但它并非官僚皇帝制的对立物，恰恰相反，儒学与后者是相伴相生的。此外，中国“编户齐民”与朝廷之间也没有西欧领主附庸关系中的契约因素，当农民个人受到来自上面侵害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抵抗和自卫的手段。显然，与西欧的封建制度相距甚远。

——摘编自武寅等主编《世界历史·中古政治制度》

材料二   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是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的，必然体现本国的国情和具有本国的特点。我们应看到，中国悠久的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从公元前2世纪以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及其运行，对于抵御外来侵扰(侵略)和保卫本国，都起过不容否定的作用。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