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18世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不断东来。他们在不违背基督教教义和教规的前提下，采取了“技术传教”或“文化传教”，他们将西方的天文学、几何学、解剖学、地理学等科学技术知识，炮弹制造、天文仪器制造等实用技术传到中国。明清皇帝重用传教士，康熙曾研习西洋历算。徐光启等人与传教士合作，翻译大量西方著作。传教士将中国的儒家思想、政治制度等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欧洲社会兴起了“中国热”，启蒙思想家对儒家的治国理论推崇备至，对中国文化加以吸收和利用。

18世纪初，罗马教皇与康熙帝之间进行了“中西礼仪之争”。罗马教皇认为，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等行为，与基督教的“一神”观念冲突。康熙帝认为，禁止中国人祭祖、祭孔干预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冒犯了皇帝的权威。1706年，康熙皇帝下旨驱逐传教士，禁止基督教传播。

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一些较开明的官员如林则徐和魏源，主张学习西方。1862年，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设立，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随着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的发展，西方的一些学说在中国传播，促进了思想的新发展。

1862年，京师同文馆正式开馆，第一批入学者均为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

1904年，晚清政府规定“中学堂以上必勤学洋文”;“大学堂必深通洋文”，译学馆“以储交涉之才”.

1933年，国民政府规定英语学习目标是“练习运用切于日常生活之浅近英语，增加研究外国事物之兴趣”等.

1954年政务院规定“初中一般不设外国语”.教育部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精神，连“二、三年级原已授外国语科的一律停授”，强调高中“从一年级起授俄语”.

1978年英语重新被定为高考必考科目，同年《北京日报》刊出文章，号召“努力掌握英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7年开始大学英语四级考试、1989开始六级考试;1999年英语水平与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开始挂钩，“英语热”向社会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