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王朝在广阔的边疆地区以长城为主干,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瞭望预警和防御为一体的边防体系,以防御来犯之敌,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对强大的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武力进攻、纳降、内徙、分化瓦解等政策;对西域诸国则是先后采取了频繁遣使者往来以密切关系、武力征服、和亲、屯田、册封官爵等政策和措施……从边疆稳定、民族关系和睦的角度看,汉王朝的边疆政策是较为成功的。……清代不仅通过设置东北三将军、伊犁将军等在陆路屯重兵于边疆,在海疆亦设立全面的防御体系,定期巡边。边疆将军管理所辖区的边防、屯田、贸易和征税诸事务。清廷还对边疆各族采取盟旗、伯克和土司等管理制度,“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强调其地方行政由本民族人士负责。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导致中国国门洞开,从此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西北方向,英俄插手甚至侵入新疆、西藏;东南方向,美国、日本先后企图侵占台湾;西南方向,法国的侵略战火从越南蔓延到了中国本土。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全方位的边疆危机,面临被瓜分的威胁。
——摘编自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经略边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相比,近代中国边疆碰到的新问题,并分析其原因。
A.有助于塑造疆域一统观念 | B.强化了对思想全面控制 |
C.推动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 | D.有利于西北边疆的安定 |
材料:历史上的“中国”一词含义较多,大致进程如下:
西周 时期 | 青铜铭文中最早出现“中国”一词,指天子所居之城或“王畿”地区,即周人的政治中心;或以洛阳居“天下之中”,称为“中国”。 |
春秋战国时期 | “中国”有了民族名称即华夏族的含义,与“蛮夷戎狄”等相对,且华夏族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如原被视为“蛮夷”的秦、楚,在战国时期逐渐成为华夏族,其分布区也因之成为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中国”。 |
汉代 | 将汉朝所统治区域视为中国,常与西域的一些国家对举。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中国”一词仍是华夏族和汉族、汉朝核心控制区的含义。 |
魏晋南北朝 隋唐期 | “中国”一词多指汉族、汉族政权及汉族分布的中原地区,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以“中国”自居,如拓跋魏认为自己才是中国的正统,反而把汉族建立的南朝叫作“岛夷”。唐代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把所有政权和民族都作为一体,仅有南北之分,但都是“中国”。 |
宋元时期 | 宋人只把宋朝看成“中国”,把辽、金、元等看成夷狄,但辽、金、元则常常自称“中国”。元朝的脱脱主持撰修前朝历史时把辽、金、西夏等国与宋朝一样,都看成“中国”的王朝。 |
明清时期 | 明朝官私文献中涉及与海外国家和民族交往的语境之下,“中国”一词开始具有国家的含义。晚清时期,传统的国家观即“华夷观”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发生质的变化。 |
——摘编自龙晓燕、王文光:《地域、民族、国家:“中国”一词作为国家名称的历史过程述论》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围绕“中国”一词含义的变化,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豪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根据材料,归纳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材料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作用下逐渐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从民族自在实体到民族自觉共同体的历史变迁。在长期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了丰富的文化意涵: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凝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源泉;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决定民族发展的长远和根本,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基石;“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特质,彰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包容性与生命力。
——摘编自李坤蒋婷婷《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与实践指向》
根据材料,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成文。)
材料一 明成祖朱棣“锐意通四夷”,是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在外交礼仪上践行“厚往薄来”,朱棣亲自定夺“今后朝贡者,悉依品级赐,虽加厚不为过也”,对于各国贡物并无太多要求,赏赐物品的种类与数量由皇帝决定,且质量和数量远超贡物数倍。
——摘编自李新烽《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比较》
材料二 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上中方代表与非洲部分国家代表有了直接且实质性的接触。60年代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在提出“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的同时援助坦赞铁路的修建。70年代非洲国家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很大贡献。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与机制化成效的推进,中非关系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快速发展。
——摘编自刘鸿武、林晨《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中非交往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建国后中非关系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非关系发展的原因。
A.乌里雅苏台 | B.乌思藏都司 | C.奴儿干都司 | D.澎湖巡检司 |
A.实现了对边疆直接管辖 | B.推动了民族间经济交流 |
C.提升了边境治理的效能 | D.促进了中外的文化交流 |
A.疆域治理重北轻南 | B.解决了北部的边患 |
C.边疆经营注重防守 | D.民族政策因俗而治 |
A.宣扬心学的理论主张 | B.巩固明朝的政治统治 |
C.促进当地的民族交融 | D.强化乡村的基层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