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军入关后，并没有把汉人排除出政权之外，而是建立了一套权力分享的“满汉复职制度”。康熙帝亲政后，南方有三藩之乱，北方蒙古族噶尔丹企图分离。康熙帝采用战争方式解决民族分离问题并取得胜利。康雍乾三朝的统治者，在中央另设理藩院，既与中央政府保持隶属关系，又可按民族地区传统方式处理族内事务，有相对的自治权。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达赖、班禅“互参制”。不改变各族旧有制度，不改变各族内部的社会结构， “至于衣服制度，不妨仍其旧俗”。

——摘编自邱成岭《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观——以康乾盛世时期为例》

材料二   雍正皇帝认为， “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虽然有满汉之名，但“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

——《大义觉迷录》

材料三   美国历史学家何炳棣提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清朝对中国的重要性首先就表现在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给中国留下辽阔的疆域。在清代诸多《文鉴》、碑刻及匾额中，清朝特别撰写汉、满、藏、蒙、回五种文字，或者其中的两种、三种、四种或五种。宣统三年（1911年）年底，清帝逊位诏书中明载“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前期的东北、北部，西部边疆治理遵循“因俗而治”理念，分别设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的军管行政体制及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的特殊行政体制。到晚清时期，清政府率先在新疆实施建省，确立新疆与内地一致的省府州县行政体制。此后，东南海疆的台湾和东北原来将军辖地分别建立行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请回答

材料一   10～13世纪，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这一美称极具魅力和吸引力，不仅成为汉族及其政权引以为豪的自称，也成为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所向往的对象。正是这一魅力，才使各个民族和政权逐步凝聚到“中国”这一旗帜之下，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

——摘编自赵永春、王观《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由边疆民族创造的、到清代成熟的多元宗教和双重治理体制，有效地解决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并存共生问题，并最终将农耕民族视野之外的广袤边疆，从草原、戈壁滩到高原森林，统统列入中国的版图。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材料一   清朝是继承中国历代王朝传统而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对边疆地区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适宜边疆各民族习俗特点的管理边疆事务机构，并适时地颁布了相应的法制。清廷中央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理藩院，与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各个施政部门分工明确。

乾嘉之际，《理藩院则例》修订告成，在边疆地区正式立法，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约束各个民族地区活动，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清廷从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出发，实行“众建而分其势”的基本政策思路。一方面分化和削弱边疆民族各部上层权势，同时又刻意加以笼络和抚绥，如朝觐制度、满蒙联姻。乾隆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从俗从宜”，“各安其习”。但在强调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和制定特殊政策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各民族交流、影响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如南疆实行的回汉隔离政策、在东三省和蒙古地区实行的封禁政策，迟滞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二   在17、18世纪，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牢牢掌控着地方，地方政府仅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行使有限的权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将服务项目承包给私人部门，并把一些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变为地方治理的主体。为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害，从前的地方治理强调中央与地方的制约及同级各部门之间的分权，现在突出各治理主体间的竞争和协作关系。与传统的公众参与相比，新的参与方式使更多的低收入阶层市民进入地方公共项目的实际管理过程中。西方国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治理经验对当前中国地方治理结构的优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王堃《西方地方治理结构变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