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统一六国后，户籍制度随郡县制在全国的推行而更加严密。汉代的《户律》有关于户口的登记、乡部负责人定户籍的办法与规定、户籍的保管、立户的原则、田宅的分割与继承等内容。秦汉户籍基本是一年一定，汉代每年八月，乡部啬夫、吏、令史要“案户籍”,民人不论男女老小原则上都要到场接受貌阅，时称“案户比民”。户籍主要登记出入关津的符、赀簿、戍卒家属廪食簿等。汉代的户籍主要是记吏民家口名年，所以在多数场合即称为“名数”“名籍”。从户籍登记的内容上看，秦汉的“八月算人”,实则在户籍的基础上，与赋役征收相关。

——摘编自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

材料二下表为元明清时期关于户籍制度规定的一览表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人口流动制度》

材料一   西晋覆灭后，晋元帝逃往江南，在江左重建了东晋王朝。长江天堑，是一个限制南北的天然屏障，使中原战火不能直接延烧到江南。这时江南虽然还是一个经济落后区域，但永嘉之乱的后果“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每十六七。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摘编自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

材料二   隋唐时期，西北是全国政治中心。西北指陕、甘、宁、青、新五省（区），面积占全国1/3，是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因西北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政府驻戍庞大的军队，并将营农和防边结合。为持久计，隋在陇右、河西、西域等地屯田，唐代严管州军屯政，每年举行“屯官叙功”，以示考核。屯田之外，隋唐还在西北发展官牧业，蓄养的战马数量庞大，还能满足宫廷、政府厩马、祭祀和宴飨之需。唐太宗平定突厥后，对塞内民族“怀柔”，进贡者备尝其值，广设市场，敞开渠道，满足各族不同的物资需求。安史之乱前，西北“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相望，桑麻翳野”。

——摘编自李清凌《西北经济史》

材料三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公元780年，唐朝雅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

——摘编自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材料一   如图为唐朝怀集庸调银饼。银饼正面刻有铭文“怀集县（属岭南道广州），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

唐朝怀集庸调银饼

这是岭南道广州怀集百姓所纳庸调在上缴朝廷时由地方官府折纳的银饼，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

材料二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三   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收取货币，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这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等制度的主要内容，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清代康熙帝时实行“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

材料一

材料二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社会各阶层努力探求救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