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这种家族本位的法律伦理并非完全是穷途末路的罗网与糟粕。“礼法合一”的律法结构形式，以“礼”与“法”的相互勾连，将“人”“家”“国”三者天衣无缝地统合起来。显然，家族本位伦理如果能够剔除专制主义与身份等级的控制色彩，不过分扬尊抑卑，不颂扬等级差序，不轻视个体人格价值，那么,其内在所蕴含的仁爱孝悌的亲情法则、谦和好礼的交往法则、诚实信用的经济法则、克己奉公的社会法则，都不失合理性及有效性。

——摘编自吴留戈《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

材料二：在清末民初律法的演进中，中国传统伦理坚守着“经世之学”的信念，西方近代伦理也同步进行着大举侵入。律法的方向从“变法不变道”转换为“变法也变道”,律法的主体从“臣民”转化为“国民”,律法的主旨从“家族本位”转化为“个人本位”更进一步发展为“国家本位”,律法的标尺从完全的“重义轻利”转化为部分条款的“重利轻义”。清末民初的律法不停更改着自己的伦理内涵及具体条款，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传统伦理的现实价值并没有被定格在历史的尘烟中，而是再度如浪潮般回卷、复归。

——摘编自吴留戈《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

材料三：在近代社会转型和法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法制确实在向西方标准转型，表现为西方形态化移植、引进、吸收西方的制度文明。这就是中国的外倾运动方向，这是一个从被迫到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除此之外，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转型还有一个内倾的运动方向，或者说是“中国化”的运动要求。这与法律西方形态化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法律近代化转型。

——摘编自张晋藩《“变”与“不变”: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趋向问题》

材料一 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海权论”的奠基之作，马汉也因此被尊为“海权论”的鼻祖。马汉视军事控制、海运开拓、海外贸易为海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在马汉看来，制海权和海军建设是海权的核心，但广义的海权还涉及海洋贸易、海上交通、侨民保护、海洋资源等方面。马汉的“海权”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先后被译为俄语、德语、日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多国文字。

——摘编自胡俊修《近代国人海权观念的演变》

材料二 进入21世纪，伴随国际机制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国间对海洋的争夺和控制由过去的以军事目的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主。海洋权益斗争，虽然依然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战争，但更多却可以通过谈判协商等渠道和平解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各国维护海洋安全提供了法律依据，奠定了国际海洋安全法治的基础。同时，海洋对于国家和全球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全球海洋经济活动估计达3万亿至6万亿美元，为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海洋是人类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变化、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造成的不利影响日益严重，正在危及世界部分海域，保护海洋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方向和目标。

——摘编自胡德坤、晋玉《新时代中国海洋观的形成渊源》

材料   据考古学证明，约9000年前，墨西哥中部高原的印第安人就开始对玉米进行栽培，在几乎相同的时期，秘鲁沿海地区也发展了最早的农业，从此拉美印第安诸文明逐渐开始了以种植玉米为主的玉米文明新阶段，成为与中东、东亚、非洲等并列的数处农业发源地之一。由于拉美印第安人的主要活动地区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他们根据其生活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培植出种类繁多的农作物。如马铃薯、甘薯、木薯、山药、豆类、南瓜、葫芦、花生、西红柿、黄瓜、辣椒、可可、烟草、棉花、橡胶等，印第安人培植了多种植物，与整个欧亚大陆所培植的植物一样多，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为人类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为了使高原山地农田免受寒冷之灾，印第安人将田垫高，四周挖有小水沟，注满水后可在夜间保持农作物所需的温度。农业管理的进步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有力的保证。

——摘编自程洪《论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特点》

材料一   中国先民使用的最原始的渡水工具有葫芦、皮囊和筏等，后来使用独木舟。至迟到商代，中国造船技术由独木舟过渡到木板船。战国时期，木板船出现了风帆，已开始用铁箍连接船板。秦汉时期，我国古代的造船技术有了极大发展，出现了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楼船是汉代最著名的船舰。“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秦汉时期出现的造船技术，如船尾舵、高效率推进工具——橹以及风帆等，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而且创造了许多更加先进的造船技术。明朝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又出现了新的飞跃。明代造船工场规模大、分工细，还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等零部件，还有木材等物品的堆放仓库，且造船材料验收、船只修造和交付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摘编自程晓《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兴衰及其启示》

材料二   近代中国造船工业倡建甚早，但起步较晚。在鸦片战争时期，在林则徐的倡导下，有识之士集资仿造西船。1861年，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从英国购买兵船的计划。中国花费巨款购买舰队，但控制在英国手里，引起朝野大哗。清政府无奈将该舰队变卖。1862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试造轮船，用蒸汽机为动力的“黄鹄”号试验成功。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分厂造船，使中国近代造船工业有了自己的开端，所造之船，汽炉、船壳两项皆系厂中自造。但是，在清朝当权者中，只讲引进，不讲发展。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清政府把重点放在买船上，连仿造也不干了。

——摘编自戚其章《近代中国造船工业的创建和发展》

材料一   中东经济一体化的启动动机“是以经济上的联合自强求得自身集体的安全保障”，如由土耳其领头发起的黑海一体化协议就是以政治目的为主导动机而产生的。除了出现局部联合之外，整个阿拉伯世界没有给世人留下丝毫的经济联合的印象，一体化进程没有实质性进展，签署的各种文件犹如一纸空文。在中东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南南合作的态势逐渐减弱，南北合作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如1995年欧盟—地中海首脑会议提出在2000年建立“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的协议，1996年6 月以来在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十项协议中有针对突尼斯、摩洛哥、以色列、土耳其的四项协议已签订。中东在早期并不是依照自身具体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实行切实可行的一体化运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模仿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缺乏一定的自主性。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阿拉伯共同市场和马格里布关税同盟，最初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实现像欧共体一样的一体化计划，但是由于中东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加上地区冲突和战争连年不断以及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使这一目标难以实现。

——摘编自冯璐璐《中东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与战略构想》

材料二   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战略资源，不仅给中东国家带来了恩惠，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冲突。美国在中东地区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所以它绝对不允许在这一地区形成把它排除在外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中东地区共和制与君主制并存，世俗国家和神权国家共在，其政治制度多种多样，错综复杂。政体不同，制定的政策和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同。如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就缺乏一个健全的法律框架和权威的仲裁机构来保证各成员国所认同的合作协议的实施，所以当发生纠纷和分歧时，彼此的合作也就难以为继。1996年的统计数字表明，阿拉伯世界不到29%的大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中东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中第一类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第二类是高收入的石油输出型，第三类是一般的农矿初级产品出口型，有黎巴嫩、约旦、塞浦路斯、阿富汗、也门等国。1970年西欧国家占中东总进口的48.7%，总出口的61.3%，而中东内部的进出口仅占10.9%和9.0%,1980~1990年阿拉伯内部投资约260亿美元,而在国外的投资则达到76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阿拉伯国家年生产总值。中东国家的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差别，既有计划经济体制，又有市场经济体制。

——摘编自车效梅《经济全球化中的中东地区经济一体化》

材料一   秦朝选官以法律形式规定：“凡为吏之道，必清洁正直”；汉代察举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科即为“孝廉科”；自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中也有“孝悌廉让”一科，录用的官吏讲求“清廉守节”。从秦到清，历代政府在考核官吏时都会把清廉与否作为考核原则之一，清廉者重赐嘉奖，贪赃枉法者则严惩不贷。历代还推行御史制度，对中央和各级官吏实施监督，弹劾国家机关中官吏违犯朝廷纲纪法度的行为。历朝历代都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惩罚贪官污吏，其中明代最严重的刑罚——剥皮实草就是用来对付贪官的。同时，中国古代很多朝代都非常重视官吏的待遇，认为优厚的俸禄可以使官吏廉洁奉公。

——摘编自韩兆坤《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

材料二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洛川会议，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四条“改革政治机构”提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条例草案，厉行廉洁政治、建立廉洁政府，严惩贪污腐化。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宗明义提出“厉行廉洁政治”“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民族抗战时期廉政、守纪的楷模与典范。

材料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1950年开始，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三反和五反运动、整党运动等，刘青山、张子善两位高级领导干部，因严重贪污等被公审处决。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百年历程》

材料一   古代印度政治单元的分散和不统一、导致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一个意见、利益、冲突和权力多元化的社会正是民主制形成的基础和切实保障。另外，印度教超自然主义传统使印度对专制君主缺乏绝对服从和拥戴的文化思想基础，把社会分割为许多种姓集团，众多种姓之间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斗制约了国家的权力。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对印度传统的一些政治制度进行了强力改造并输入英式政治文化，从而使带有西方特色的政治创度和政治文化渐渐在印度扎下了根。此外，不断接受西式教育的印度政治精英们的推崇和模仿，使他们逐渐接受了英式政治理念。

——摘编自赵鸣歧《印度独立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抉择与实践》

材料二   印度1950年宪法规定，印度的立法机构分为代表各邦的联邦院（上院）与代表人民的人民院（下院）。在权利分配上，上院比下院的权利要小得多。印度的联邦院尺是“从法律上讲，与人民院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几乎不具有监督政府的职能和财政权，而且权力越来越小，与英国上院的转化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上，印度也与英国一样，都贯彻行政对议会负责的原则。与近代英国一样，印度的总理同样来自占议会多数的政党，他召集的内阁同样对议会负责。

——摘编自毛范《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治体制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