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早在二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就制订了严厉的战后对德索赔计划。为了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和重返西方世界，阿登纳总理决心将战争赔偿上升为一种外交手段，变被动赔偿为主动赔偿，通过赔偿实现“赎罪外交”。1952年，联邦德国和以色列签订《卢森堡条约》,开创了一种“战败国自愿赔偿战争受害者”的全新战争赔偿模式。
两德统一后，德国社民党和绿党不断在联邦议院发起议案，敦促政府对工业界施加影响，赔偿“被遗忘的受害者”——二战期间强制劳工等非犹太受害者。2001—2007年，德国政企共建的“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向166.5万名二战强制劳工及其遗属支付了44亿欧元赔偿。
《雅尔塔协定》规定，德国必须以实物偿付它在战争中给盟国造成的损失，随后确定了战争赔偿的实物种类。自20世纪50年代《联邦赔偿法》发布之后，赔偿转入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货币赔偿”轨道。截至2020年12月31日，德国政府已向二战战争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共计790亿欧元。
——摘编自孙文沛《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概括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演变的影响。
材料一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所表达的种种理想不无认识上的偏颇，如他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仍受到当时西方海权论的影响，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多集中在港口、航运、造船等很狭窄的方面，具体设计也不尽合乎国情，而且他争取中华海权的努力由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局，但他对近代中国海权沦丧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人提高海权意识的宣传与呼吁以及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发展海洋事业的谆谆教诲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了他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热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材料二 毛泽东研究海权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往往更多地尝试回应当时各种焦点议题，尤其是领土争端、领海范围问题、台海危机、海洋开发等，其独立解决应景性议题的能力极强。毛泽东海权观中的“同世界人民一起创建一个和平的海洋”主张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包容性。他认为实现上述主张的具体办法就是建设“海上铁路”，所谓“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找寻中国发展海权同人类共享海洋一致与和谐的规律，而“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中国联通世界海洋交通网络，开创一个世界各国共享海洋的新格局，这一超前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海权最为有力的解读，而且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开放、包容平和的理念不谋而合。
——摘编自戴晨城《毛泽东海权观的生成、内容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海权观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海权观的特点。
材料一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 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指出材料一、二论述“国家认同”的不同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材料 梁启超认为贵族政治具有两面性。在西方，一方面贵族政治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在反对和限制君主权力方面，贵族又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平民具有一致性。中国则不然，自周末贵族政治澌灭，失去限制君权的阶级，致使专制政治不断得到加强。换一个角度说，西方的平民较之中国，不仅受君主压制，复受贵族压制，其所遭受的不平等、不自由愈甚，故其反抗愈力。中国则反之，中国社会等级间有流动性，“今岁华门一酸儒，来岁可以金马玉堂矣”。故民众的自由平等意识不强……中西虽同为专制，但形式和程度并不相同。
——摘编自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中西对比，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达清晰。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
材料 明朝的郑和曾奉命率领庞大的船队进行远洋航行。对于郑和的航海，梁启超作了这样的评论：“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达·伽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梁启超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 《尤里克法典》(477年)规定：无论家丁是否为自由人，其主人的控制权不仅及于家丁本人，而且扩及家丁的家庭成员。《西哥特法典》(654年)规定：任何人把武器或其他任何财物赏赐给其所保护的仆人，这些赏赐应成为仆人的完全财产，但若仆人放弃或另择主人，则仆人的一切财产均应归还主人；仆人的女儿仍受主人保护并由主人为其婚配同等级的丈夫。
——摘编自崔林林《外国法制史》
(1)材料反映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段材料的研究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该时期的法律建设。
材料一 在宋徽宗时期，为了聚敛财富，强行扩大交子的发行区域。从崇宁三年(1104年)开始，在京西路使用交子。第二年又推广到除闽、浙、湖广、开封以外的其他各路，并把“交子”改为钱引。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最终只是失败，由于发行困难，不久便被废除了，又恢复到只有四川流通纸币的状态中。由于宋徽宗时期，在四川更加肆无忌惮地滥发纸币而不再有准备金，因此造成了纸币的贬值，一贯贬到十几文或十文。
——吴树国《民之通货——历代货币流变》
材料二 哲宗以后的徽宗时期，是北宋最黑暗腐朽的时代，徽宗和蔡京、童贯集团，竟为奢靡、大兴土木、享乐腐化、侵吞公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聚敛财钱，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几年之间，就弄得国库空虚。加之用兵西夏，收复湟、廓，军费增加，财政吃紧，于是就用发行交子来解决财政开支。
——贾大权《官交子在我国纸币史上的地位》
材料三 嘉靖时期的吏部左侍郎靳学颜认为白银“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其与铜钱、海肥(一种贝壳，在云南被用作货币)用于流通计价的功能并无明显区别。顾炎武分析了流通货币从铜钱经纸钞最后演变为白银的动态过程，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铜)钱之重，乃立此法”“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纸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
——摘编自徐永辰《晚明时期货币思想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交子在徽宗时期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靳学颜、顾炎武对明代货币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 随着19世纪末移民潮和难民潮的到来，美国语言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在努力巩固英语的地位，将其上升为国家语言和通用语言。一方面，人们需要通用语言来处理迅速增加的经济、政府及公共事务：另一方面，移民和难民的大批涌入带来差异极大的语言文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到1919年，有15个州通过立法规定必须在所有公众场合使用英语。
——摘编自陈新仁《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沿革与启示》
材料二 大革命前夕，法国存在三十多种方言，巴黎派往各省的特派员无不留意到，方言区的民众因语言障碍而对发生在法国的巨大政治风暴不知情或不关注。在此共识下，革命者将废除方言、统一民族语言视为传播共和思想、巩固年轻的共和国的一个必要前提。讲法语于是被视为爱国行为，这一全新的语言观引发了法国历史上首场全民性的语言爱国主义运动。
——摘编自曾晓阳《从“先生”的语言到公民的语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推广通用语言的社会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法国的“语言爱国主义运动”。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国家推广通用语的启示。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包括枪械、软带、望远镜、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其中，还包含两箱图册。下表是图册的内容以及乾隆帝的回礼：
乾隆帝的回礼及与英使团礼品的对应关系
| 马戛尔尼使团的礼品 | 对应点 | 乾隆帝的回礼 |
| 《英吉利贵族图像》 | 名人肖像 | 《历代帝王像》一匣 |
| 《船舶及各种图画》 | 军事行动 | 战图一匣(内含《伊犁回部图》《金川图》《台湾图》) |
| 《海米尔登氏藏爱褚利亚及希腊罗马古物图》《海米尔登氏康比扶来格拉火山图》 | 科学艺术 | 画花卉册页一册(内容不详) |
| 《中国建筑及服饰器物图》《詹伯斯氏建筑工程图》《詹伯斯氏奇幽园图》《英吉利戏院图》《英吉利建筑师维特鲁维阿氏建筑图》《亚丹氏建筑图》《湖山风景图》《巴克氏城市风景图》 | 建成环境 | 《水法图》 |
—改编自徐斌《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材料二 “国书”，即具有平行地位的两国往来文书。清朝的国书最早出现在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广泛应用于后金与朝鲜、察哈尔蒙古的交往中。当清廷逐步建立宗藩体系后，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使用国书，代之以表文、敕谕、奏书、咨文等朝贡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着相应的名分关系，成为宗藩体系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后，美使顾盛被授予信任状出使中国。此份信任状指出派遣顾盛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希望中国皇帝对他予以信任。之后，在中国官员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顾盛递交的信任状没有被翻译为宗藩体系下的“表文”，而是被翻译为“国书”。此前的藩属国表文通常表示出由下往上敬奉文书的性质，而美国国书的起首体现出私人性与对等性。中国历朝都非常重视历法，清廷会向朝鲜等国颁赐历书，即“颁正朔”，然后朝鲜、琉球等国在文书中就会使用中国历法。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份汉译本国书，最后却保留了西元纪年。
从汉译本国书的语句看，其中大量使用“大清大皇帝陛下”“皇都”“中华”一类的崇敬字词，同时以“孤”“敝域”作为美国总统与国家的谦称。在内容上，这份国书既有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也有对自己国情的介绍；既表示出友好与对等之意，又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谦卑秩序。此外，美国总统的人名从颇具美好意义的“泰禄”改为“戴喇”，删去“忝友好”三字，还在“皇帝”前特加一“大”字。
道光帝要求耆英撰拟了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作为对美国国书的回书。但是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的内容、格式大不相同。 它既没有对美国的“伯理玺天德”“合众国”进行抬格，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也都没有抬格，可以说没有执行抬头制度，从而使这份文书在格式上消弭了尊卑之分。
从同治七年的蒲安臣使团开始，清政府首次对外发出了遣使国书。光绪二年(1876年)派遣郭嵩焘、刘锡鸿为正副使常驻英国，他们携带了清朝的第一份驻使国书。此后，遣使和驻使携带国书成为惯例。
—摘编自郭黎鹏《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分析中英双方所选图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国书在清朝的变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