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0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发表文章，彻底否定中医理论，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医之争。余氏称中医的“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都是说谎”，是“非科学的”，要“一切打空”。恽铁樵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中医理论，回击了余氏的攻击。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中医也纷纷著书立说，回应余云岫的挑战。
1925年，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遭到了西医界的坚决抵制。此后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词日趋激烈。
1929年2月，西医界代表提出了废止中医的议案。在中医界、舆论界及工商界的努力下，议案未获通过。但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在论战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深刻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
——摘编自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知识，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医之争”进行评述。（要求：观点明确，表述成文，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唐代中叶后，土地买卖之风盛行，土地兼并和私有现象日益严重，均田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封建割据加剧，对辖区人民横征暴敛，肆意搜刮，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中央政府收入每况愈下，财政十分拮据。780年唐德宗实行两税法，采取量出制入的原则，分夏秋两季征税。合并原征各项税役，定出税收总额，向各地摊派征收，取消租、庸、调和一切徭役、杂税，但丁额不废。“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论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按丁壮和财产多少定出户等。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1/30征税。
——摘编自刘纯阳《中国历史上两次重大税制变革评析及借鉴》等
材料二 摊丁入亩完成了我国历史上赋与役的合并，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减弱，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雇佣关系有所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简化了征收手续，有利于财政收入的稳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百姓安居，生产发展。
——摘编自马金华《中国赋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两税法的特点并分析其实施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摊丁入亩的影响。
材料一 公元52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由前司法大臣领衔的十人委员会开始编纂新法典。在编纂的过程中，委员会遵循删繁就简的原则，避免过时和矛盾的地方，并使之系统化。新编纂的法典中，皇帝的谕令在法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关奴隶制的法令被简化了。在关于嫁妆和妇女的婚前财产方面，查士丁尼规定离婚时丈夫返还给妻子的婚前财产应该与嫁妆的价值一样。534年新法典颁布，但是编纂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之后，他又颁布了许多谕令。这些谕令的编辑工作一直持续到皇帝逝世时为止，后世称之为《新律》。《新律》是用希腊文完成的，这样的做法实则是对东罗马帝国日益希腊化趋势妥协的产物。
——摘编自陈勇《查士丁尼法典评析》
材料二 唐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时期，《永徽律》颁布。后人将《永徽律》与注疏的合编本称为《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划为“十恶”，“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唐律疏议·名例篇》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按照唐律规定，七岁以下和九十岁以上的犯有死罪之人，不判死刑；十五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患有残疾的人，犯流罪以下的罪行可以收赎。唐太宗执政时期，因错杀大理丞张蕴古、交州都督卢祖尚，后悔之余制定了死刑执行前需要执行“三复奏”“五复奏”的制度。唐高宗即位后，“遵贞观故事，务在恤刑”。
——摘编自石志刚《《唐律疏议〉的内容及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查士丁尼法典》产生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律疏议》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两部法律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以下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摘编自【美】克莱顿·罗伯茨等《英国史》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个或全部），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政府依然推行重商主义。为保障毛纺织品出口，政府出台相关法律，禁止羊毛出口，又禁止工匠和技术工人移居国外，并长期禁止纺织机械及其他设备出口。为避免外来竞争，1700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丝绸及印染棉布进口，这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造成重大打击，但却促进了国内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与进口商品的高关税相对应，英国政府又实施出口补贴政策，以推动对外出口。18世纪末，重商主义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开始尝试自由贸易政策，80年代英国与宿敌法国签订了一份自由主义的商业协定，赋予两国在欧洲商业和贸易中的完全自由。
——摘编自钱乘旦、刘金源《英国通史（四）》
材料二 清朝满族当政，以少制多，更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坚守重本抑末政策，但康熙也提出“恤商”和“利商便民”口号，清延长期对待工商业既不提倡，也不大禁。清朝废除明朝的匠籍制度，给官营手工业者自由，放弃明代官矿政策，允许商民开矿。政府财政税收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商帮为政府和皇室专卖物质，并兼营典当、汇兑等业务，势力经久不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家财税长期主要来源于田赋，海关收入比重在1753年四口通商时所占岁入税额仅四十分之一，乾隆后期进一步改为一口通商；另一方面进口商品除了铜、铅就是一些高档奢侈消费品，对外贸易没有建立在自身迫切需要之上。
——摘编自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18世纪中英工商业政策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前期的工商业政策。
材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与发展，首先必须扫除战略思维上的障碍。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角逐有什么变化？政治战：当今强权国家已将政治战作为攻击其他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残酷性仅次于军事手段。经济战：经济不仅是一切军事、政治斗争的原动力，而且已经成为兵不血刃地攫取战略利益的直接手段。文化战：自经济全球化以来，西方强势文化传播主要以价值观征服、战略传媒欺骗、战略文化渗透、战略舆论攻击、战略心理攻击为手段，影响甚至部分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体系。外交战：在国际斗争中，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取决于该国运用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当今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摘编自孟宪生《审视全球化时代国家角逐之变》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7 . 材料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率团访苏，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中苏之间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定，至此，苏联援华项目共计156项，通称“156项工程”。此后，1955年3月，中苏双方又签署了新的协定，包括军事工程、造船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建设项目共计16项。1955年通过口头协议又增加2项。前后共确定174项工程。经过反复核查调整后，最后确定为.154项。因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故通称为“156项工程”。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经过反复多次论证，“156项工程”中最后投入实际施工建设的共计150项。
——摘编自王奇《“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56项工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56项工程”实施的意义。
材料一 汉武帝时实行察举制，设置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科目，通过地方举荐、中央任命的方式选拔人才。如果出现举荐不实或失真，察举者要受到惩罚；被举者任官后，一旦出现贪污腐败，不仅自己要受到惩罚，还会牵连到察举者。为了保证人才质量，东汉顺帝时，限制了察举年龄，引入了考试机制，并通过中央及地方的监察机构对察举推荐、考试复核的过程予以监督考察。
——摘编自薛德枢、徐杰《汉代察举征辟制度评析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唐代科举是一种荐举性质的考试制度。宋初围绕消除荐举因素，对科举考试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细化完善。由多名考官分工负责，考官实行锁院制，考官及考试相关人员亲属实行别试，特别是对考生试卷实行糊名和誊录的办法，取消公卷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科举考试变成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纯粹考试制度。
——摘编自卓进、蔡春《论唐宋科举考试性质变迁》
完成下列要求：（1）据材料一，指出汉代举荐官员的依据以及为避免举荐可能带来的弊端而采取的举措。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代科举考试规则变化的主要着力点，并简析其主要目的。
（3）据材料一、二，分析举荐和考试在汉、宋两朝官员选拔机制中地位的主要差异，并说明两者本质意图的一致性。
材料 关于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经济上，极大地减少了中国经济的存量，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政治上，使国民党集权变成了现实，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民在此后争取民主的成本和代价。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来的现代化进程，但又使得新的现代化进程悄然开启。在政治制度方面，使进步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从此独裁在与民主的较量中很难占到上风；在社会改造方面，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经济方面，虽然战时经济体制变革带有明显的被迫性，但从客观上看都包含了现代化因素。
——摘编自虞和平《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并结合相关史实加以论证。（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春秋时期，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期，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国，将郡县制推向全国。郡县制为汉代所沿用。汉武帝分境内为十三州部。这时的州还只是一种监察区，各州置刺史一人，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到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辖区内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经两晋南北朝而不变。
——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以前中国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唐、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治理措施，并总结从唐朝至元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