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农书研究》首次对有宋一代农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本书主要探讨了宋代农书激增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宋代各类农书分别加以研究，专章论述了宋代代表性农学著作陈旉的《农书》的重要贡献，探讨了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传播方式及与宋代农业发展的关系。
宋代农书数量不少于255种，涌现出如第一部农业气象专著、水稻专著、柑橘分类学专著、甘蔗制糖专著等等，是了不起的创获。
本书在重新厘定传统农书分类系统的基础上，将宋代农书分为综合类，耕作、农具、农田水利类，园艺类，畜牧类，食品加工类，灾害防治类等9大类，这种分类根据现代农业书籍的分类并结合宋代农书的特点，显得更加合理。
再如本书将宋代农书置于整个传统农学发展过程之中进行比较研究，对宋代农学在整个传统农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客观评价。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宋代农书放到东亚文化圈更广阔的视野下加以观照，对其世界性的影响与贡献作了学理方面的揭示。
总体而言，本书结构合理，史料丰富，在学术上多有创新，使我们对宋代农学和农业的成就有了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系中国农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摘编自邱志诚《宋代农书研究》序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农书研究》内容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农书研究》出版对宋代农业研究的价值。
材料一 明初，地方税粮因转输艰难、灾伤薄收等多逋欠，军饷常出现数月无支的情形。于是，明代组建了中央催办机构和地方催办机构：中央层面，皇帝对全国政务有最高催办权，内阁拟定催办建议；地方层面，设置巡抚、巡按督察参罚官员，沟通上下，府、州、县执行具体催办事务。上催下在于执行，下催上在于处理、决断，同级催同级在于协调配合、通力合作。《大明律》对文书运转、稽程有如下规定：“凡官文书稽程者，一日，吏典笞一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张居正根据政治事务、经济政策执行等弊病，请求予以改革，“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即建言立法者，亦虑其终之罔效，不敢不慎其始矣。致治之要，无踰于此”。然而，上级催办之令急迫、需索繁多、差官云集，催办期限不合理，官员因己私以催办为名行利已之事，朝廷宽恤诏令已下而有司视为不见仍行催促，还有因催办而起官民冲突，或民穷盗起。
——摘编自黄梦巧《明代政务催办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工作催办制度不断推进。对领导批示要求检查的某些问题的查处解决情况搞跟踪督查催办，称之为“专项查办”，其范围不只限于人民来信反映的行政不作为问题，大量的属于事情重大、性质严重、久拖不决或无人过问的问题。“走下去”即深入部门或基层亲身调查、督查催办是适应此类重大事项的最佳模式。其中，人民来信、上访等成为重要的政务反馈渠道。“文件催办”是机关公文处理的一个重要环节，适时加以跟踪督查催办，以使承办部门在要求时间内把公文或公事办完，主要包括上级对下级机关、平级机关之间、下属送上级机关等多范畴。
——摘编自河北政报《浅谈政府办公厅（室）的督查催办工作》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政务催办的特点，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比于明代政务催办，改革开放时期政府工作催办制度的不同之处，并谈谈你对政务催办的认识。
材料一 汉唐时期，有记载的研究《论语》专著约百部。而两宋时期有250余部。《论语》是北宋文人必读经典之一。深受重视。他们虔心研治儒学，成就了北宋《论语》注疏的辉煌局面。两宋对于《论语》的注解。不再局限于此前的章句、训诂、名物等。而 开始注重对其义理的阐发与分析。都体现出诠释义理的深度。代表作有程颐《论语解》、朱熹《论语集注》及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等。《论语》学的发展蔚为壮观。
——摘编自刘亚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流传研究》
材料二 4世纪后期。《论语》传入日本。7世纪。日本最早的宪法中多条目直接出自 于《论语》。大化改新时的教育机构中《论语》被定为必修书目。《万叶集》《源氏物语》 等作品均引用了《论语》的话语。9世纪。祭拜孔子与孔庙合法化，宫廷首开“论语讲 筵”。18世纪，朱子学在日本取得官学独尊地位。政府和民间初等教育都以《论语》为教 材。近代日本企业家利用儒家伦理。为其追求利润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从17世纪开始 《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欧洲。中国儒家不依靠宗教力量、以伦理道德支撑社会发展 的思想体系，成为欧洲思想家们学习的对象。其中伏尔泰尤其引人瞩目，他认为中国“在 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论语》译介 与研究兴盛，译本越来越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论语》也在当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畅销出版物。
——摘编自馆冈邦雄《<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1)依据材料一，概括宋朝《论语》研究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原因。(2)依据材料二，简述《论语》对外传播的影响。
材料一 1864年，在华尔“洋枪队”的启发下，李鸿章决心创办江南制造局。在上海访购设备时，因丁日昌购下“修船之器甚多，造炮之器甚少”的旗记铁厂（美资）。江南制造局也开始了其轮船修造业务。在船舶修理方面，由于其官办性质，经费的拨给与其生产效益没有关系，使得修船费用高昂，修船周期漫长，在祥生船厂、耶松船厂等外资船厂面前毫无竞争力可言。这也导致北洋水师和轮船招商局的舰船宁可入洋坞修理。最终迫使造船业务从江南机器制造局独立，成立江南船坞。
——摘编自郑英杰《从“四局二坞”浅析晚清官办船舶工业未能发展的原因》
材料二 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接管了江南造船所（原江南船坞），后更名为“江南造船厂”。20世纪50—60年代，江南造船厂造出我国第一艘03型潜艇（苏联技术转让）、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有困难找江南”成为了当时的俗语。改革开放以来，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江南巴拿马”型系列散货船，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船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品牌；液化气船更是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明星产品。在公务船领域，江南造船厂先后交付了“东方红3”号海洋综合科考船、 “雪龙2”号中国极地科考破冰船等，均处国际领先水平。2018年海上阅兵中的五分之一的舰艇也出自其手。 “十三五”期间，江南造船厂还整合资源成立了江南研究院，开启了以数字造船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
——摘编自余俊伟《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到“世界船坞”——江南造船厂的过去与现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江南机器制造局成立的历史背景，并分析该局造船业务未能获得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江南造船厂发展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江南造船厂从“江南机器制造局”到“世界船坞”转型的认识。
材料 将吉祥图案用于服饰装饰始于夏商周时期，服饰上有无图案，是区分奴隶主与奴隶身份的重要标志，吉祥图案主要是龙、凤、虎、蟒等象征王权的动物纹,纹样只能在形象上做到近似。秦汉魏晋时期，服饰图案写实性增强。汉以来，富庶人家服饰上也出现了小型花卉纹、几何纹等花式。受道教影响，马、鹿、鹤等性格温顺、富吉祥寓意的动物更多出现于服饰图案中;在佛教影响下,西方花卉、象等图案受到推崇和运用。唐宋两朝社会开放，图案丰富精致。唐代花卉图案被广泛应用于服饰装饰,华美大气;宋朝的花卉图案更是服饰上的主要图案，惟妙惟肖，平朴近人。元朝时期，吉祥图案承袭宋代艺术风格，又包含有少数民族、西域和异国风情。明清吉祥图案保有宋元特点,并受到西洋画写实技法影响。明清两代，唯帝王与官员服饰上能见到兽纹，兽纹渐被植物纹替代;民间百姓除不能用绣有龙、凤、蟒、飞鱼、斗牛及补服的花纹外，其余一些带有美好寓意的图案都可穿着。
——摘编自黄灿艺《传统吉祥图案在历代服饰艺术中的特征与发展变迁》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服饰艺术中的变化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2)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服饰艺术中的发展变迁。
材料一 把建设的重点放在以战备为核心的“三线”，与60年代初我国所面临的严峻周边形势有密切关系，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20世纪60年代初期，北面，中苏关系更趋严峻，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全面的军事威胁。南面，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美国不仅反对和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与台湾保持官方联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围堵中国，“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成为美国战后的主要对华政策。
——徐俊武《论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
材料二 “三线”建设把与国防军事工业发展有关的重工业放在了优先的位置，强调各地的工业建设要自成体系。另一方面，基于对战争形势的严重估计，为了防止战争的破坏，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院校、科研机构被“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迁到三线”。1964年，三线建设拉开序幕，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其方针是“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人们积极性之高都是空前的，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建设者们，不讲条件、不计得失，从四面八方汇集三线。据统计，从外地迁入三线企业的建设者（不含家属），就多达400万人。1964-1978年，三线建设中建起来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家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建成10条8000千米的铁路干线。成千上万的各种企业和工厂，陆续在西南、西北的深山当中建成。与此同时，涌现出各种特色的新兴城市，煤都六盘水、钢城攀枝花、汽车城十堰等。据统计，1965-1978年，“国家对三线建设投资达2000多亿元，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000个，形成45个专业生产基地和30多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三线”建设在共和国西部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三线”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轻视质量和效益、投资浪费、工业效益低下、自然资源遭受严重的破坏等问题。
——陈华文《讲述三线建设者的青春轨迹》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2)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三线建设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材料 土田定制有赋有役。正赋凡二，曰夏税，曰秋粮，分二季征收、夏税纳小麦，秋粮纳谷根。南宫正赋夏税每亩征小麦一合一勺八抄三撮八圭，共征九百四十九石九斗六升有奇。秋粮每亩征二合六勺四抄八圭九粟四粒，共征二千一百一一十九石三斗九升有奇，此正赋也。正赋之外则曰杂赋，凡三，夏征者--曰农桑丝，每亩征折绢七厘二毫四丝六忽，共征一百八十一足二丈二尺余，秋征者一曰花绒，亩征一分八厘一毫一丝六忽，共征九百八斤十两三钱五厘，二曰马草，亩征四分八毫九丝二忽，共征马草三万二千八百一十七束，当日惟每绢一疋折银七钱，余纳本色。正赋以外则曰役法，役法有二，一日均徭，二曰里甲。均徭凡三，曰银差、力差、听差共银八千四百一十一两六钱余，里甲凡四曰额支、待支、杂支、役支共银三千六百三十四两二钱。正赋役法而外，复有站银，岁征四千七百六十九两八千余。马政三百一十匹，每匹征草料银一两。以上为万历志所载。其时征银凡二万两有奇，役法已居一万一千余炳，而站银尤不及馬。
——摘编自《南宫县志》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赋役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赋役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1918年，列宁颁布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废除了私有制，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这部宪法中得到保障，选举和罢免是人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还赋予人们出版、集会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摘编自邢晨晓《列宁宪法思想研究》
材料二 1953年底，毛泽东一行乘专列离京，前往杭州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为了做好“立国安邦”这件大事，毛泽东和起草小组一头钻进了宪法堆里，阅读、钻研各国宪法。虽然在起草过程中困难重重，反反复复，几易其稿，但毛泽东仍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简单明了。毛泽东说，“除总纲外，其他各章都写得比较简单。文字尽量通俗易懂，便于群众了解和掌握。”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了社论号召开展广泛讨论。一场轰轰烈烈的宪法草案讨论随即遍及全国，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5亿，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宪法学界编写了30多本小册子，全国各地成立了各种机构来引导宪法草案的讨论，这为人民更好地认识宪法打下了基础。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摘编自《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等资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18年苏维埃宪法颁布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1954年宪法制定的背景，说明宪法的起草过程有什么特点。
材料一 秦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今、制、诏、课、程、式等。见于秦简的，有律，如《田律》《徭律》《军爵律》《置史律》等；有程，如《工人程》；有式，如《封诊式》。制和诏，是秦代独创的法律形式。秦始皇规定，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在先秦，国君的命与令，从来就有很高的权威，都有法律的效力。不过，命与令不仅国君可以发布，公侯大臣和各级官吏都可以发布，至于发布制、诏，则是秦王政称帝以后，皇帝专有的特权。
材料二 明初，朱元璋制定了经济立法的具体条款，禁止盗卖、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对“占田过限”、“欺隐田粮”者也有惩治，“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征纳”。将居民划分为军户、民户、匠户和灶户四种，规定军户、匠户、灶户平时不能随意流动，私自脱籍要受严惩，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明律专列“钞法”，如拒绝收受宝钞，或制造、使用伪钞，除追纳赔偿外，并处杖刑。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朝法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律制定经济立法条款的原因，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明代官员考核方式主要包括“考满”和“考察”，前者属于对官员个体的个性化考核，后者属于对官员群体的全面性考核。“考满”，是针对每一位任职到一定期限的官员进行的一般性考核，主要是考核官员的从政资历和任期政绩，“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具体办法是三年一考，三考为满，考满之日，有司量其功过，分出等次，以此为据决定该官员之去留升降。“考察”，是定期对大明王朝所有官员开展考核，可以说是“全覆盖”——“通天下内外官计之”。
——摘编自徐佳《明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二 清代对文职官员的考察分为“京察”和“大计”。考察京官叫“京察”，考察外官叫“大计”。“京察”和“大计”皆三年一举，考察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即守（操守，有清、谨、平之分）、才（才能，有长、平之分）、政（政绩，有勤、平之分）、年（年龄、有青、壮、健之分）。经考核后，一般合格者照旧叙用，不合格者则予以处分（罚俸、降级或革职）。此外，还有所谓“六法”：一日不谨，二曰罢软无力，三曰浮躁，四日才力不及，五曰年老，六曰有疾。在“京察”和“大计”中，皆根据所属官员的情况，如有上列情形之一者则“按其实而劾之”，经最终复核后则给予不同的处分。贪官和酷吏则不属六法范围，可直接特参。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及主要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明清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