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早在西周时期，先贤就从哲学角度展开“和”“同”之辩，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 难在“不同”中如何能求“和”,对此中华文化有长期的实践和多方面的积淀。例如从矛盾双方 的对立中求共性，包容差异中促发展；强调和谐、合作，但不能丧失主体性、消解自我意识等等。 “和而不同”是君子待人处事的人文精神，早已成为中华儿女潜意识的处事准则。“和而不同” 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凝聚成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共同体，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发展到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越抱越紧。
——摘编自王建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源》
材料二 习近平主席强调：“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 那是不可想象的。”世界因不同而精彩，因共生而繁盛。当今世界，各国都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 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走“同 而不和”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老路无法解决世界问题，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走得稳、 走得远，只有建立在“和”的基础之上的政治才会持续稳定。中国始终尊重“和而不同”,尊重 发展道路多样化和世界文明多样性，使各国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流、交往，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包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及其创新》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实现“和而不同”的主要方式并根据材料及所学分析“和而不同”思想对古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和而不同”理念的原因。并列举我国新时代“和而不同”理念的生动体现。
材料一 天津作为近代北方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发展出颇具规模的金融体系，从清末的钱庄、票号，到民国初年的官银号、官办银行、外资银行，金融体系在国内外竞争中不断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天津地区的各类金融机构竞相发行货币占领市场，使货币呈现多样化、竞争化的趋势。中央政府试图采取一些措施规范货币发行，直至1935年币制改革终于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政府。
——摘编自黄丽珍、章亮、李磊《天津近代货币“斗争”回顾与思考》
材料二 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以英商为主的外商银行纸币主要流通于英属香港殖民地以及东南沿海通商口岸的租界区域。19世纪90年代以后，各列强先后在华圈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沿海和内地区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商银行纸币的流通范围呈现由沿海、沿江各重要口岸租界向各国在华势力范围迅速扩展之势。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天津、汉口等重要口岸租界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区，外商银行机构林立，英商、美商、日商、比商及中外合办等银行纸币争相发行、混杂流通。
——摘编自蒋立场《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的纸币发行与流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天津货币“斗争”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外商银行纸币发行与流通的特征，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优先股制度起源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由于当时英国铁路和运河建设对资金的巨量需求，以及政府对公司债券融资的比例限制，许多大型工程由于资金匮乏不得不中途停顿，优先股便在铁路公司中应运而生了。当时的优先股既享有事先约定的固定收益、又可同普通股一起参与股息分配。19世纪30年代，美国几家在马里兰修建铁路和运河的公司因为资金短缺不得不向当地政府求助。马里兰州政府考虑到铁路建成的巨大利润，在1836年通过的法案中同意向其注资，但要求在三年后保证每年6%的股息，且股息支付顺序位于普通股之前。此后美国优先股制度不仅在基础设施领域，而且在采掘、冶金、纺织等行业亦被广泛采用。当时的优先股一般享有议决权，但1870年俄亥俄州颁布法律规定优先股不得享有议决权之后，优先股的议决权逐步被舍弃，现代意义上的优先股逐步成型。
——摘编自郭岩伟《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材料二 清政府以新式企业从国家政府手中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为依据，要求企业向其提供各种形式的报效。这种情况在洋务时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中比较普遍，报效成为这类企业盈余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企业直接在章程中写明报效的条款，有的则奉命提供无偿服务，有的则被要求承担一部分社会职能。如1882年电报局转为官督商办，议定从当年五月起，缴还官本银六万两，以后在五年内分期续缴银二万两，免计利息，其余垫款约九万八千余两，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的洋务、军务电报作为头等官报，将其应收的电报费陆续抵缴，此项抵缴完毕后，头等官报也不收电报费，作为电报局对清政府的报效。
——摘编自严亚明《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外商在华企业（至少在特种股票发行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近代数百年来形成的成熟企业制度。而华商企业的企业制度则借鉴西方并融合了传统的投融资理念，且只有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同时在近代中国的大部分时期内，外商在华企业在税收（如厘金）、融资（如股票溢价）、法律（如租界）等方面拥有诸多特权，而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又进一步迟滞了华商企业制度演进的进程。
——摘编自郭岩伟《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优先股制度的基本特征，并分析该制度起源于英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公司“报效”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近代英美与中国企业分配制度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距今约九千年前长江流域已有稻作农业，比国外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要早三千年以上。《礼记·礼运》中讲“礼之初，始诸饮食”，礼器中鼎、爵、尊、盘、觚都是主要饮食器。《礼记·王制》曾谈及南方有不火食的“雕题（纹身）交趾”之民。纹身和生食冷食，都是中国人认为的异族野蛮原始人特征。中国人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有甑，甑是利用火烧水产生蒸汽来蒸熟食物，蒸是火水相与式的较高层的用火之道。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已用餐叉，用匙更早在七千年以前，最晚在商朝时已开始用箸，明朝以后称为筷子，长挑近夹，无不如意，故亦可发展合桌会食的型态。《隋书·经籍志》中所载食经已达71卷，《新唐书·艺文志》则达171卷，郑樵《通志》则记了360卷，可见其多，亦可见中国人对吃的重视。
——摘编自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材料二 汉代以来，凭借陆路和海上交通的不断发展，中国饮食文化的西传逐渐增多。生姜作为食物原料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传至地中海地区。以餐饮器具而言，中国汉代漆器和唐宋瓷器已经直接传入中亚西亚及非洲个别地区。元帝国建立后，西方国家的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等纷纷来往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直接推动了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中国制造的白糖已在16世纪传入西方，受到人们喜爱。茶叶传入西方国家，逐渐成为欧洲的时尚饮品。元明时期，中国的瓷制餐饮器具通过贸易更加大量地传入欧洲各国，欧洲的王公贵族争相购买，甚至高价以求。马可·波罗首次向西方人叙述了他眼中的中国人的食物和饮食习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记载了中国的食物原料、饮食品种及制法和饮食风俗等，对中国饮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起到了极大作用。
——摘编自杜莉《汉代至元明时期的“东食西传”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唐至元明时期中国饮食文化西传的变化趋势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体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改革开放后、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组织法等法律对国家立法体制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1986年地方组织法赋予了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层次的立法体制逐渐形成。
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立法法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确立了立法基本原则，构建了立法权限基本框架，规定了立法具体程序以及立法的监督。
根据人大代表的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这是立法法继2015年后第二次修正。这次修正完善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合宪性审查制度、地方立法权限与机制、监察立法和立法体制机制。
——摘编自汪娟《立法法修改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和地方立法工作建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立法法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立法法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采取重大措施，对农业实施改革。1953年下半年，苏共中央通过一系列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的决议；195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又提出大规模开垦荒地的决定。以这两项措施的出台为标志，赫鲁晓夫启动了苏联农业的改革，农业成为赫鲁晓夫改革的突破口。1958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对农产品的采购制度和采购价格进行全面改革。取消现行的义务交售制，改成统一的国家采购形式，并提高收购价格以给农民增加收益。赫鲁晓夫还注意给集体农庄放权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急于求成，且赫鲁晓夫在全国盲目大搞种植玉米运动和垦荒运动，破坏了农业发展，农业改革成效不大。
—摘编自张喜德、蔡丹《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为适应工业化需要，在1953——1956年间通过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合作经济的途径，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群众动员，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根据中国农村的特点，采取了典型示范、分类指导、逐步过渡的办法，合作化运动发展得很顺利。到1955年底，全国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这段时期，在实践中遵循了自愿互助的原则，利用互助协作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农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合作化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编自李伟民《金融大辞典》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中苏农业改革中得到的认识。
材料一 城邦是政治共同体，每个城邦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农村。有公民大会、议会和行政官员。这是所有希腊城邦的共性。雅典城邦作为自由人的共同体，它的强盛与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息息相关。大约公元前八至七世纪，雅典人对这种具普遍性的城邦局势作出了创造性反应，在克服贵族与平民的剧烈冲突、克服过渡时期社会变化导致的混乱、暴力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冲突，而且要寻求一种公平正义的解决方法。通过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和使所有公民轮流参加陪审团而扩大了参与，拓宽了政权基础；每个公民有向陪审团申诉的权利，既对个人身家性命等权益提供了保护屏障，同时也遏制了公共权力的专横。
——摘编自肖雪慧《古希腊的政治遗产》
材料二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是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皇帝，他是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12年中，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小亚细亚、里海和黑海的以巴比伦为首都的庞大帝国。他的东征，让希腊文明开始步入亚洲大陆，又让古老的亚洲文明在西方重新焕发出光彩，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此，优美而富于表现的希腊式雕塑和建筑引领了亚洲人的审美，而来自东方的天文、数学、医学等知识奠定了西方科技进步的根基，更有一条条如丝绸之路一般的道路横贯于亚欧之间。
——摘编自徐翠芬《谁倒在了亚历山大的铁蹄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雅典政治的基本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
材料一 自公元前219年始，秦始皇数次东巡，“群臣诵功，请刻于石”，遂在泰山等地刻石勒铭。这些铭文叙述了秦始皇因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于是“禽灭六王”“平一宇内”，实行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政策；秦始皇“作制明法”“不懈于治”“专隆教诲”“忧恤黔首”，官员“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六合之内”出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男女礼顺”“莫不受德”“承顺圣意”的景象。
——据《史记》等
材料二 公元14年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其生前自述被铭刻于陵墓入口处，主要内容为：奥古斯都“恢复了为派系势力主宰的共和国的自由”，平定高卢、西班牙等地战乱；多次为罗马平民发放金钱和粮食，“举办角斗表演”；复兴罗马传统，“修复了八十二座诸神之庙宇”；“解除了海上的海盗威胁”，“将罗马人民的所有行省”的边界扩大了。铭文强调奥古斯都的最高权力源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授予。该铭文后被诸行省传抄。
——摘编自张楠、张强《＜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秦始皇刻石与奥古斯都功德碑呈现的帝王形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始皇刻石与奥古斯都功德碑出现的共性原因并说明两者共同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
材料二 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956年)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天下观不仅从宏观层面深刻体认了世界文明的多元性，更努力探索一套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理念。不同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在地缘空间维度上建立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霸权主义国际秩序，胸怀天下观突破了局限于国家自身利益的狭隘国际观。
——摘编自牛牧晨《胸怀天下观对西方空间理论的三重超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国际主义”的内涵进行解释。(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观呈现差异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天下观”的意义。
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异同，并分析中西社会进化论思想各自流行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进化论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