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以西北作为大后方支援抗战，大批政府官员，学者前往青海实地考察，为青海垦殖事业建言献策。在全国开发西北的浪潮的推动下，青海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丈地清赋工作，耕地面积及农产产量在三十年代持续攀升。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关注程度逐渐冷却，青海省政府也逐渐放缓了对本省的农业开发，青海省的农垦活动演变为政府形式化、公式化的敛财手段。

——摘编自狄新昊《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青海农垦研究》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期，宁夏农垦围绕“三个基地一个中心”，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管理体制、生产结构、经营方式、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财务包干，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和场（厂）负责制，打破了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特别是1983年中央提出“国营农场要办家庭农场”后，自治区农垦局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的若干政策规定》。1984年在垦区开始试办，职工由单纯的生产者变为生产经营者，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到1986年底，农垦系统已建起6000多个家庭农场，基本上完成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变革。1981—1988年累计实现利润6889.7万元，缴纳税金3929万元，利税合计1.08亿元。

——摘编自廖周《宁夏农垦改革初期问题研究》

材料   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女皇派小野妹子等出使隋朝。小野妹子回国时，隋炀帝派裴世清陪送到日本，揭开了中日交往的新篇章。此后，日本频繁遣使来华。遣唐使每次来华，都送来100至250名留学生和留学僧。同时将“五经”与诸子、史学等汉字书籍带到日本。公元646年，大化新政府成立以后，任命长期居留中国并熟知中国典章制度的高向玄理、僧旻为国博士，参与新政府的施政。日本政府制定了《大宝律令》，仿唐朝官制，称为“二官八省制”。在地方官制方面也大体仿照唐制，设国、郡和里三级。佛教于公元6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派遣僧人留学唐朝，佛教许多宗派传入日本。律宗高僧鉴真也受邀去日本传经讲道。鉴真师徒用汉语讲读经书，使汉语广泛地渗入日本的社会生活。促进了日本汉文学和音韵学的发展。汉字伴随着汉文化东传日本，形成‘汉字文化圈’。该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而被称为“中国文化圈”。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963年，宋太祖令判大理寺事窦仪主持立法，数月后，《宋刑统》制定完成，成为反贪倡廉的主要律条，《诫告贪污诏》等多类反贪法律亦相继颂行。宋代中央专门设有御史台和谏院负责监察事务，御史甚至可以“风闻”言事，即使纯属捕风捉影，也不承担诬告责任，算合法监督。宋代还通过官员、儒士等的奏折、上书或社会评议等形式的舆论对官员进行监督与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官枉法之为，确立了追求清正廉洁、重义轻利的良好道德取向。由此，宋初“与民休息”的仁政得到顺利贯彻，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摘编自张全明《宋代廉政措施的特点与实效》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三编《大诰》，将之与《大明律》并行作司法依据，并以大量惩治官民贪赃受贿、侵吞税粮等重刑案例“警省愚顽”。太祖“许境内者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亦许民将贪官恶吏“绑缚赴京治罪”。太祖以重典治吏，规定：“赃至六十以上者，枭首示众”；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者，也要处斩。御史余敏等人告发郭桓等贪污税粮，侵吞国库，太祖亲自审问，追回赃粮。《明史·循吏传》称：“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摘编自彭勇《明史》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材料   自19世纪末年开始，北京作为中国三座大城市之一，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881年的87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100多万人，1932年则增加到150多万人。……从1924至1948年，北京共开辟了6条电车线路，总通车里程约48公里，在北京城墙之内纵横交错，为北京内城和外城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提供了跨越城区的交通联系，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交通网络。但是北京电车系统却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乘坐率低。1929年10月，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最终电车公司不仅没有能够扩大电车网络，降低票价，而且被维持昂贵的票价，最终使电车成为多数城市居民承受不起的消费。另外，为有效使用电车，需要铺设轨道，架设电线，或是拓展街道。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城门、城墙和牌楼之类古代标志，既是封建都城权威的象征，也是传统建筑美学的体现。对扩展电车轨道、竖立电线杆而言，它们都构成极其严重的障碍。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技术将会破坏古都的风貌的宁静。有些人还搬出中国所特有的“风水”观念，宣称电车的到来，将给城市人民带来厄运。电车公司开始时曾请求市政当局批准拆除影响施工的牌楼。然而，当这一消息泄露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猛烈谴责。市政当局不仅拒绝了电车公司拆毁牌楼的申请，而且命令其修复在安装悬空电线和铺设轨道期间遭到破坏的所有牌楼。电车公司不得不取消最初计划，另寻电车路线。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电车公司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尽管如此，电车、汽车这两种最主要的现代交通工具在各个大城市还是比较普遍地被使用着。

——摘编自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