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丘逢甲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养成了“平居好学，手不释卷”的学习习惯。1889年殿试中进士，被钦点为工部虞衡司主事，他到署不久, 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外国列强的野心，即弃官归台从教,主张以新思想新知识课士，迈开了其教育救国的第一步。“抗日护台运动”失败后，他总结归纳出失败的原因是“人民缺乏教育”。内渡后，他主持创办了岭东同文学堂，强调学堂应“造就有用之学”，录取的学生应“以志趣远大者为上”，提倡男女平等，倡办女子学校。在教学中强调“孔子之教为主义”，还开设了格致、外语、化学、生理卫生等科，由于同文学堂学生“多在二十五岁以下者”，故教学应该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 由简到繁，凡“所出之题, 皆宜浅而易解者”。在学习中提倡学生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切莫人云亦云”。
——摘编自赖世极、赖惠玲《论丘逢甲的教育思想》
(1)据材料概括丘逢甲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必然性。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丘逢甲关于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
材料一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他们真心相待，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赢得了他们的爱戴。他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了亦君亦友的关系，既是国君，又是朋友，由此保证了民族关系良性运行。
——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
材料二清朝建立后，西藏先后出现蒙、藏贵族之争，准噶尔军攻占拉萨、阿尔布巴叛乱、珠尔默特叛乱等，雍正六年正式设立的驻藏大臣，也有被杀害的。乾隆五十七(1792年)，福康安率大军入藏，在藏族人民支持下，将入侵的廓尔喀(尼泊尔)军队全部驱除出境，廓尔喀王请降。乾隆帝曾指示福康安，一定要妥立章程，以改变西藏各项制度废驰，噶伦与地方官员舞弊、擅权的状况。于是，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及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了章程。章程明确了西藏灵童转世、军政事务等具体规定。……章程还规定，西藏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实行的民族政策。结合所学，指出唐朝为加强对西北地区管辖实施的具体措施，并归纳唐朝管理边疆的特点。(2)结合所学，写出章程的名称及颁布意义。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的民族政策成功的经验。
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基层管理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秦汉时期的世家地主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了，门阀地主取代了世家地主的地位。门阀地主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这是跟世家地主相同的。门阀地主跟后者不同之处，首先是，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部曲，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跟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跟国税分离的地租。
材料二 这本来是在社会大变乱时候选用人才的一种方法，但很快就成为形成、巩固以至扩大门阀地主拥有特权的工具……。隋唐时期，在政治上出现了跟门阀地主竞争的越来越多的人，因而门阀地主的社会地位逐渐受到削弱，但仍然占有很大势力。
材料三 寺院地主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又一新兴的地主阶层。他们有宏大的寺院，有丰富的寺产，有人数众多的劳动人手。他们不纳税，不服役。寺院中的田地和资产，实际上是他们所私有。寺院中的劳动者，实际上是为他们劳动。他们各立门户，有师徒长期沿袭的财产和佛学传授系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1)据材料一归纳门阀地主与世家地主的异同。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中“维护门阀地主拥有特权的工具”是什么？概括隋唐时期为削弱门阀抬高新贵的选官措施及其作用。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寺院地主兴起对国家发展的消极影响。你认为国家应该如何解决此问题？
材料一 古代先民为抵御疫情，留下了丰富的经验。《黄帝内经》中主张培固自身“正气”，以抵抗“邪气”侵入。《秦律》中明确规定了严格的传染病疑似患者的报告制度，一旦发现了疑似疫病患者，就要及时报告并采取隔离措施。唐宋时期，政府采取了医疗统筹、民生安置、行政管控等措施，并积极调动社会民众力量加以辅助。在与疫病的抗争中，历代医学家们还形成新的医疗理论和方法。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二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制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机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重要经验。
(2)根据材料二、归纳近代疫病防治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疫病防治的主要作用。
材料一 民族主义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兴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用民族、祖国的观念把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它明确提出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个性的公民观念，得到了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用民族国家代替王权国家、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代替了王权利益至上观念，主权不受侵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摘编自张国臣《论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它认为在竞争激烈、强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它强调把国家的边界尽可能的扩张到本民族全盛时期所统治过的历史疆界或天然疆界，极尽可能地为本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它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最有资格普及到所有的民族。它认为民族间的竞争根本上依靠军事力量，并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进步。
——摘编自于海峰《论民族主义的演变、作用与影响》
(1)据材料一概括19世纪初期欧洲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兴起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归纳19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对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大禹躬行此道， 他深知“ 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禹“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 者得食， 寒者得衣， 劳者得息， 乱者得治 ’。”他“兼爱天下之百姓 ”，“遂得光誉令问於天 下 ”。
——摘编自（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清代《墨子》校勘大成之作）
材料二 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 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 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 ……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 《韩非子·饰邪》
(1)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墨家和法家眼中禹的形象。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墨法两家对 禹形象认识差异的影响因素。
(2)指出上述材料对研究禹的形象的价值和不足。
材料一 乌铃薯传入欧洲慢慢传开后，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各国主要种植在庭院，供观赏和植物学家药学家收藏和研究。18 世纪60年代起，法国医生和药师帕门梯耶尔从就致力于马铃薯的推广和普及。帕门梯耶尔设土豆宴席款待上层人士，劝说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托瓦内特穿印有或绣有马铃薯花图案的衣服，向陛下推介在衣服纽扣上别新鲜马铃薯花以示高雅、在巴黎郊区种了40 英亩土豆田，成熟后不收，任由饥饿和好奇的人们偷窃、食用、试种。他还研究土豆，于1774年出版了《马铃薯的化学检测》一书，书中详细深入地分析检测介绍了马铃薯含的丰富营养成分和可以辅助治疗的各种疾病。法国的马铃薯种植和食用有了很大发展。到1815年，法国的年产量飙升到 2100万公石，1840年猛涨到11700万公石。
——摘编自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它在世界上的发展与传播》
材料二 马铃薯传播方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马铃薯在法国得到推广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写出马铃薯的洲际传播路径。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铃薯成功跨洋传播的必备条件。
(3)综合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以来马铃薯对世界发展的主要贡献。
材料：古代社会自郡县制以来，政权只设到县一级，社会基层长期维持“乡绅自治”。这种治理格局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中国传统基层自治的存续，得益于既是社会经济单位、又是政治责任单位的家户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的教化。
——任杰、郁建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1)据材料一，概括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对“群体”与“个人”关系认识的差异。(2)据材料二，归纳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西文化差异影响因素的共同认识。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