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两税法改革后，韩愈向唐宪宗上表反映当时“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的市场变化。李翱在进士策中也针对物价变化提出修改税法。他从四十年间的绢、米与钱的比价涨跌出发提出论据，建中元年“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到元和年间“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可见短短四十年间物价下跌了四到五倍。究其原因，当然是“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的两税法征税规定。认为真正能够避免贫富分化加大的办法只有“定经界，核名实”，“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材料三

——改编自李小云等《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

材料一中国古代人口变化情况表

——摘编自葛剑雄等《中国人口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有三次大的人口迁徙，第一次是南北朝时期的“永嘉南迁”，第二次是唐朝时的“安史之乱”，第三次是“靖康之变”。这几次南迁都是因为北方战乱不止，在求生的欲望下，北方人民纷纷向南迁徙。 而南迁带给中国历史的影响不只是人口重心的变化，更导致了文化和经济重心的变化。优秀的北方人去到南方，不仅带去了优秀的文化，而且将那块未开化的地方变成了经济的重心，直到今日还处于中国经济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刘建军《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一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欧洲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载“（汉朝）开始沿路建立屯戍，并把秦始皇所建以防匈奴的万里长城向西边延长出去。古长城之向西延长最初的用意自然是保护新开通的中亚大道”。《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古代驻在边境上的烽火台），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资治通鉴》记载，元和元年（公元84年）十一月，北单于派人驱牛马万余头与汉商贾交易。北匈奴诸王大人前来，所在郡都设官邸接待。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陆上丝绸之路沿途气候异常干燥，地形复杂，加之骆驼、马匹运载能力有限，更为严峻的是唐与吐蕃及西亚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剧增。安史之乱后，“国家用度”尽仰江淮。宋朝与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政府转而在广州、泉州等12处设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并利用先进技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海上，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16世纪初，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越过非洲自西而东进入亚洲的新航线后，海上丝绸之路愈加发达。最终绿洲古路遭到遗弃，失去了传统价值。

——据费正清《剑桥中国古代史》等整编

材料三   开辟“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在于：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摘编自《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

外交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加强对外交往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如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材料一   张载曾说“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士大夫们表明自己的一种面向未来、治理现在的气概，一种家国天下的责任。他们通过发现和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形成了新思想，比如《尚书·洪范》中，到唐为止一直以来的儒教认为是表现天帝赐王天命的句子，被解释成从尧到舜、从舜到禹的王者之间的王权转让。不论是王安石还是程颐，都拼命向皇帝进言，要以尧舜为榜样治国。他们强调经书中所要求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德目是皇帝和士大夫都应该具备的，换言之，皇帝成为与士大夫同祥的存在，被要求具有同样的伦理道德。士人的人生理想当时是以优异成绩科举合格，然后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国家。他们主张自下而上，也就是通过家庭和地方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来促使王朝统治体系的安定。

——摘编自【日】小岛毅《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材料二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灶丁，早年以商贩为生，三十八岁始就学于王阳明门下。王艮虽然继承了玉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命题，但他在学习过程中，“时时不满其师说”，提出一些颇具独创性的看法。王艮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将神圣性的“道”与百姓的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王艮的“格物”是以“安身立本”为核心，他指出：“物格，知本也。”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尊身”的观点：“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这种思想包含着维护个体生存权利和人性尊严的意义，对明朝中后期思想想文化影响甚巨。

——摘编自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材料   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一般的基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摘自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材料   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摘自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

材料   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