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曼彻斯特一个工厂的规章制度

第一条   每天早晨机器开动十分钟后，工厂大门即行关闭，自该时起到早餐前，任何织工均不得入厂。在此时间内织工缺工者按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罚款三便士。

第二条   在其他时间内，织工在机器转动时缺工者，按其管理的机器数目每台每小时罚款三便士，织工未得监工允许擅自离开车间者也罚款三便士。

……

第九条   所有梭子、刷子、注油器、轮子、窗户等如有损坏概由织工赔偿。

——摘编自詹姆士·利奇《一位曼彻斯特工人所揭露的关于工厂的无可否认的事实》

材料一   韩国派遣水工郑国游说秦王嬴政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嬴政采纳郑国建议后，发现这是韩国的阴谋，于是下令驱逐所有其他诸侯国的人。为此，李斯上《谏逐客书》，促使嬴政改变了主张，网罗了天下英才。其理由是：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玉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原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史记·李斯列传》

材料二   作为一种上千年的文化存在，科举制显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合理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存在的持久性……科举的创新之处就在不仅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持续流动的可能而且将其制度化……科举制度的最大合理性在于它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的机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塑造，客观上激励了个人的奋斗精神。

——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一 战后东西方冷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产物。战后和平政治取代战争政治，联结美苏同盟的纽带不复存在，从而使两国之间的斗争重新表面化和尖锐化。战后动荡和混乱的国际局势，为两国插手地区冲突提供了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战后初期两国的激烈对抗，是当时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同时，美苏两国领导人对于对方的认识有主观、不符合事实的成分，从而导致相互不信任和猜疑。

材料二 从1945-1985年，全世界共发生了300多起局部冲突和战争。1989年，苏联军费开支为773亿卢布，占国民收入12.1%。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平均年度军费达3000多亿美元，占国民收入10%左右。到90年代初，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由战后初期的60%下降到23%，1981-1985年间，苏联国民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3.1%、2.2%，1.8%。……双方不信任竞发展到1983年苏联把韩国一架偏离航道的民航客机当作从事间谍活动而击落；许多文艺作品以对方为假想敌，把对方描绘成间课、特务，杀人犯。

——摘编自白建才《试论冷战的后果与教训》

材料一   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实施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贼”、“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商鞅变法从阶级结构、政治文化、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转型。

——摘编自何彬《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商鞅变法》

材料二   对孝文帝汉化问题，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摘编自景有泉《近年来北魏孝文帝改革研究综述》

材料一   法国之所以采用暴力革命来克服专制王权，原因就在于法国专制主义过于强大，王权与贵族坚决捍卫旧制度，不愿做出任何妥协，对立双方只好兵戎相见。然而，大革命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此后近百年中，法国一直处于革命与复辟的轮回中，社会持续动荡，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工业化进程缓慢。直到1870年后，法国模式突然发生转折，由对抗转为妥协。此后没再发生大规模的革命，法国人开始用协商手段逐步建立起民主制度。

——摘编自钱乘旦《各国现代化模式的比较》

材料二   周恩来1937年7月4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中国共产党郑重宣言：“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即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实行民主政治，并取消原有的苏区建制，接受国民党的改编。……194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对抗日时期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作了重申，并提出了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坚持民主建政的共产党人本着开明、民主、真诚、为人民服务的原则积极努力地将党外人士团结到一起，为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救亡献计献策。

——摘编自刘路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探析》

材料三   协商民主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多种形式。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把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地团结起来，把方方面面的力量汇聚起来，形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摘编自欧阳康《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智慧》

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和发展，使其长期落后的局面得到扭转，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局限于某种文化类型，而是关涉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少数民族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具有特殊性，中国政府往往使用“边疆民族地区”概念，甚至采用“民族地区”指代“边疆地区”。随着国家由建设时期向发展时期转变，内外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边疆观念在适时调整，并在海洋边疆、高边疆、信息边疆等领域进行积极的实践探索。

——摘编自杨力源《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等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646年，日本进行大化改新，全面模仿隋唐的政治体制，儒家思想对这次改革影响显著。701年，文武天皇颁布《大宝律令》，将《周易》《尚书》《论语》等作为大学或国学的必修课程。日本天皇年号也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渗透到日本政治、道德意识、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摘编自谢放《中外文化发展历程》

材料二   17—18世纪欧洲掀起了一股巨大的“中国热”浪潮。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典章文物风靡欧洲。欧洲思想家们将孔子和儒家具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无神论以及伦理道德吸收过来，成为他们批判封建神权的思想武器。他们非常欣赏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因为官吏主要来自于通过考试选拔的优秀读书人，这些官吏没有世袭的特权。

——摘编自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材料一   在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包括清政府军队里的爱国将士表现得很英勇，浴血搏斗，直至战死疆场。但是，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还处于被动、自发的状态，未形成整体的斗争合力。五四运动不仅有青年学生的参与，广大工人、商人、教师等市民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相互呼应，取得了运动的初步胜利。中国人民以伟大的觉醒铸刻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烙印。

——摘编自齐卫平《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一次伟大觉醒》

材料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促使了亚非拉人民的觉醒。战后，以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目标的民族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种意识转化为争取民族独立的行动，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末，新独立的国家已有69个，此后增加到120多个。大批民族国家的独立，造成了帝国主义全球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新兴的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监察范围宽泛，如汉初的《监御史九条》中，监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非所当服者等。弹奏对象既可纠弹“官非其人”，也可议奏言“政非其理”。据统计，清代科道官共上奏疏687篇，其中弹勒之疏约占30%，言事之疏约占70%，许多事项实际上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般事务。中国古代的监察不仅“劫”，还有“举（荐）”，其功能是罚赏俱有。此外，古代监察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就介入”事前监察”。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在中国监察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监察权”的概念，至今仍为理论界和我们的法律法规所采用。监察权必须独立的思想，则是孙中山监察思想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亦是他长期一贯的思想。同时，他主张监察权是由国民大会授予的，必须对国民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孙中山认为监察权应当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一样独立，主张建立立法、行政、司法、考选和纠察“五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孙中山的监察思想，作为他民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中国国情，“集合中外之精神”，达到了同时代人所难以达到之高度。

——摘编自王晓天《孙中山的监察思想》

材料三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正逐渐步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实践的国境。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监察体制逐渐失去效力，导致苏联出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从监察职能延伸、监察主体的合理构建、纪法与法法的街接以及权力监督格局上进行路径创新，进一步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

——摘编自聂应德、付扬《试论我国监察体制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