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受到侵略的广大亚非拉地区，生存竞争活动则在另一层面上反映出来。亚非拉各国既然被相互竞争中的帝国主义列强强迫纳入国家竞争机制，它们首要的目标就是努力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这种生存竞争的最高形式是日渐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

——袁明《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19世纪晚期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进步作用，它唤醒了民族觉醒，启发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民主意识，为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更高阶段——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精神条件。

——罗超平《近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阶段和特点浅议》

材料   国有企业改革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前推进。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扩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和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国有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逐步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朝着转换机制、政企分开、制度创新、战略调整的方向迈进。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激励的同时，国家还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一方面，国家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了稽察特派员制度，加强了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另一方面，为保证激励和约束的依据的真实性，大部分地区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了会计委派制。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国有企业稳步改革》

材料一：1618—1648年发生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战后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和确立了国家主权、国家独立、维护和平、协商解决争执等一系列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准则，使国际法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宣告了近代国际法的产生。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国家主权原则、领土完整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在战争中贯彻人道主义原则等等，它们成为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签定了一系列国际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许多国际法的原则，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法的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国际原则，例如，保护关系、势力范围、合法干涉、领事裁判权制度、租界、租借地等等，这些规定使资本主义初期确立的一些进步原则和规则名存实亡。

——摘编自陈文学《国际法对战争及使用武力的规范》等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以实际行动在国际法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含4个“互”字、1个“共”字，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精神，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丰富和发展。港澳特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本不应具备国际法上的缔约主体资格，但为确保港澳特区的繁荣发展，《基本法》作出特殊安排，赋予特区一定的缔约权，使“一国两制”不仅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更是对当代国际法的践行与发展。在《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中国积极发挥引领作用，促使各国通过“国家自主贡献”气候行动目标，即所谓“自下而上”模式。随着多极化、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同时，大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更为突出，2018年3月，我国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的一个重要外交理念写入宪法，将影响未来世界国际法的实践。

——摘编自贾桂德《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实践和贡献》

材料一：蒙学教材，即古代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宋代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广为流传，历代沿用。以《三字经》的编写为例，它语言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学，表达简明扼要，格式富有韵味。著名学者也参与蒙学教材的编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言语”，而且“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

——摘编自秦海霞《谈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作力度和政治内容的把关。从195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选调和集中一批学科专家、名师和专业编辑，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合的编写方式，保障了教材质量。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54年至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93种233册”。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使全国所有地方、学校、学生都使用上了高水平、权威性、国家级的全学科教材，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发行混乱的问题，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

——摘编自郭戈《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