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史官以先代业绩教育贵族子弟。春秋时期，孔子首创私学，他整理修订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古代典籍作为教科书，他修订《春秋》的宗旨乃为“正名分，使乱臣贼子惧”。《易》中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汉武帝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讲学，成绩优异者可以做官。唐太宗下令编纂《五经正义》作为统一教材命天下传习。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中有一史、三史等。元初，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提出，学童八岁入学，先读经，继读史，再读文。康熙皇帝下令将自己钦定的《通鉴纲目》和《古文渊鉴》作为生员必读书目，颁行各省。

——摘编自谢增寿《我国古代的历史教育述论》

材料二   晚清时期癸卯学制(1904年)历史教育目标：“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暨中国百年以内大事。讲古今贤良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驰张，政治之改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详于大国而略于小国，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并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凡教历史者，注意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摘编自《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

材料三

——摘编自《德国历史教学十五点规则》(1933年)

材料一   19世纪初，德国开始出现新型大学，其典范是1810年创建的柏林洪堡大学。洪堡大学保障研究和教学的自由，教授须进行科学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公开出版。从19世纪40年代起，德国大学享誉世界，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出现高速增长。1870年，综合性大学学生人数为14157人，1914年为60225人，增长300%以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商业高等学校也纷纷建立。1898年，莱比锡商业高等学校首先建立，此后，科隆、法兰克福、柏林、慕尼黑商业高等学校相继建立。技术高等学校的发展更为迅速，1870-1914年技术类高校的学生人数由2242人增加到了11451人，增长了400%以上。

——摘编自邢来顺、吴友法《近代德国工业化过程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材料二   1946年法国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第二个国家计划期间（1954-1957年），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计划委员会通过普查后认为，应当看到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应把教育作为一种“投资”。从1950年到1957年，法国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的比例从6.65%上升到了10.3%。1956年，法国首次“全国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讨论会召开。会议呼吁，高等教育要大力发展新兴学科，如遗传学、原子物理、信息与对策论等。这些建议得到了法国决策者的首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法国实行了通过发展科学研究来促进工业增长的科研政策。

——摘编自王晓辉《20世纪法国高等教育发展回眸》

材料一   中世纪后期科学精神已经萌芽，学者们提倡从观察物象和实验物质下手，反对单单靠了几本古书，由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逻辑演绎发展一般归纳、并逐步确立了数学的表达形式……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大兴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所有事物相形见绌，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䀱格为一些插曲，它在改变整个物理世界图景和人类生活结构本身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惯常思想活动的特征。

——摘编自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现代科学的起源》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兴起了“科学救国”思潮。部分中国留美学生认识到科技对抵御侵略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创办科学社和《科学》杂志。 《科学》杂志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此时科学更多是以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形式而存在，涵盖着科学态度、科学信仰和科学方法……他们将启蒙建立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基础上，坚信科学会带来的技术、政治和经济变革乃至价值理念的革新。

——摘编自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材料一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呈现一路下滑的趋势，在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可以说，十六国至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曾一度相当流行。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就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

——摘编自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很少有英裔美国人考虑过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袤土地上。“西部地区”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大沙漠”，不适合文明存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许多美国人开始对西部特别是牛仔的形象赋予浪漫色彩，他们将西部地区看作是勇敢者和上进者经历艰难险阻可以建设新文明的地方，将实际上工资低廉的雇工描述为强大而不朽的传奇人物。欧洲移民后裔定居西部的过程，至少在两个世纪中主导了美国人的国家想象，有时也成为历史学界讨论的中心话题。20世纪的历史学家则将西部描述为一个勇敢、成功、对抗、贪婪以及失败并存的地方：破败废弃的小镇，荒凉阴郁的印第安保留地，穷困潦倒的贫民区，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自然景观与辽阔的牧场、肥沃的农田和繁华的城市共同构成了西部。他们强调，在塑造西部社会的过程中，妇女和男人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

材料三   2000-2003年，重庆市外迁农村移民12.16万农村移民，2004年继续外迁2.34万人。截至2003年，外迁移民占三峡库区全部农村移民的41%，减轻了库区的土地负荷和人口压力，有利于防止乱垦滥伐和水土流失。1998年以来，三峡库区停止了开垦荒地，对已开垦改造的25度以上的荒地和低产地，逐步推行退耕还林还草。截至2004年，重庆市的自然保护区达到48个，总面积8290平方公里，初步建成重庆市及三峡库区珍稀濒危动植物抢救、繁育及迁地保护中心。

——摘编自刘德绍、杨力《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对策研究》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