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央、闽西、湘鄂赣、琼崖等苏区及红军各部代表610人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纲》的主要内容有：规定苏维埃国家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将地主、资产阶级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剥夺他们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规定苏维埃国家政治制度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保证工农大众参加国家管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原则。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活动原则等均仿效苏联；规定苏维埃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摘编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材料二 为组织和宣传基层民主选举，有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和选举训练班，并印行了大量的小报和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出了各种报刊100余种，如息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另外，通过上千个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走村串街宣传，如戏剧《选村长》形象地告诉农民选上自己合意的人带来的好处。边区、县、区、乡或村都设有民意机关，老百姓尽可以对代表品头论足。根据地还创设了一些特殊的投票方式以适应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农民参加选举，如：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等。事实证明，唯有扶助农工，才可以训练民众的能力，才能达到完全的民主。
——摘编自张鸣《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政权选举与文化的复归》
材料三 1949年6月，共产党及各民主人士相聚北京，就新中国的国号问题开展讨论。针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号，清华大学教投张奚若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我看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董必武解释说：“‘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在今天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新中国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摘编自秦立海《民主的追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宪法大纲》颁布的背景并简要评价《宪法大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抗日根据地选举活动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3)根据材料三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中蕴含的政治信息。从上述中国共产党对政权和制度建设探索历程中，你有何认识？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
——摘编自郭敬东《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对外交流不便，民众长期生活在宗族社会，接受宗族的教化，如“绩邑士人，除应试外，足不出里。农工、妇女亦终岁家居，不知乡里外有何世界”。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教化和“忠臣顺民”思想的灌输，是晚清之前宗族能够有效控制民众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一些学生出外学习和报纸的传入，外部新的思想和观念传入到了徽州地区，徼州民众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幡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闻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
——摘编自王灿《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材料三 宗族观念有其正向功能，维持家庭和睦与家族和谐，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但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宗族观念本质上是狭隘的、封建落后的，掩盖了宗族内的尊卑等级，更掩盖了阶级的身份。宗族观念引发的宗族械斗，导致农民之间内耗而削弱农民阶级的团结。中共追求劳苦大众的解放，必须克服底层人民这种互相伤害的狭隘性。开展土地革命的前提是唤醒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宗族经济基础及组织权力的改造能直接看到成果，而存于人内心深处的宗族观念改造效果却难以衡量。
——摘编自郭为桂、钱珠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对地方宗族势力的改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息讼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减强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指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宗族观念的局限性。
材料一 就收支结构而言，清代前期有较为固定的模式。咸丰以后，田赋（地丁）收入与原来相比相差悬球。同时，盐课、关税、杂赋等传统收入在岁入总额中的比例亦大为降低。与此相反，新增加的厘金、洋税却一跃成为收入大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央设立财政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户部改为度支部，并将原有的14个清吏司改为田赋、漕仓、税课、管椎、通阜、库藏、廉体、军饷、制用、会计10司，并规范了度支部及新设10司的职掌。奏销制度在清代前期已经较为完备，但毕竟与具有现代色彩的预决算制度有别。因此，清末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仿泰西之法”实行预算。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廷宣布了预备立宪事宜，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实行预决算的氛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始提出清理财政的具体计划和预决算进程。
——陈锋《清代财政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审议通过《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废除国民党政府各项苛捐杂税，形成了以农业税为主，商业税、工业税为辅的税制结构；实施税则贯彻阶级原则，征税对象以地主为主，对贫苦劳动人民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并于1929年颁布《兴国土地法》以更正土地没收对象，实现了税收征纳从凭借“政治权力”向遵从“国家税法”的根本性转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税收遵循“先予后取”原则，将生产自足与“取税于民”相结合，征税对象由最初的地主、富农转变为一切有收入的人，征税原则从“合理负担”过渡到“普遍纳税”。解放战争开始后，解放区由分割逐步连成一片，地方经济也由自筹自用、自给自足，逐步走向财税制度的统一。
——林源《中国百年税制体系的演变》
材料三 1981年推出的税制改革总体设想基本指向是打破“财政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通过“复税制”的建立、“利改税”的分步推进，一系列新税种的建立，同时又通过全面调整工商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和完善农业税等举措，初步建成适应新形势发展的税制体系。1994年，新一轮税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全面改革劳物和劳务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制。第二，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多种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第三，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第四，大幅度调整其他税收，如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等。
——根据郭朝蕾《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的税制变还与发展》等整编
(1)根据材料一，指出晚清财税近代化转型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税收措施的特点，并简析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税制改革的趋势。
材料一 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嘉种”的概念，《诗经》记载了选用良种的好处和一些已经育盛的优良品种，这一时期选种和育种的目标是产量、品质和熟期等。《管子》所记载的18种土壤中，每种土壤都有两种适于栽培的作物品种。汉代在选种上已经普遍采用田间穗选的方法，选择标准是植株高大或穗大强者，种子贮藏时注意干燥防虫。《齐民要术》所提出的选种标准还增加了品种的特性和遗传素质及适应性能，并对良种的繁育技术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明代耿萌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标准，清代杨双山的“择种法”在理论和技术上相较前人有了更大的进步。
——摘编自郭文韬《中国古代的选种有种和良种繁育》
材料二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起步较晚，但进步神速。5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们确立了水稻性状研究杂种优势的基本思路，并对实验范式达成了共识，为水稻杂交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用了四年时间通过对超过14000株水稻的观察比对，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遗传规律，并首冰提出了水稻三系杂交法的科学概念。此后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展开大协作，1976年中国开始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与其它国家互通有无，攻克了诸多难关。袁隆平敏锐地发现，传统三系法由于不育系的稳定性，导致产生优秀组合的概率偏低，经过多年研究，更为优越的两系法育种诞生。此后二十多年里，中国超级稻有育种计划将常规选育、三系、两系选育与分子生物技术结合，取得了突出成就。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60多个国家成功试种或推广，中国成为世界上杂交水稻技术的主要输出国。
——摘编自李晏军《中国杂交水稻育种》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选种育种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杂交水稻选育技术发展进步的原因，并简述其意义。
材料一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不是单一的体育赛事，而是宗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有着无限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人永远也达不到神的境界，但是人类可以通过极限能力的不断扩展一步一步地与神接近……古代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到公元394年，共举行了293届，规模逐渐扩大，成为显示希腊民族精神的盛会。各城邦派出的优秀选手则在竞技场上奋勇拼搏，他们赤身裸体进入赛场，向神和观众展示他们超人的体能、健美的身体和良好的教养。奥运会竞技比赛项目主要是田径，后来逐渐增加了摔跤、标枪、拳击、以及战车赛、武装赛跑等。
——摘编自郑昕鹏《古代奥运会的兴衰》
材料二 顾拜旦的诗作《体育颂》发表于1912年。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混乱状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矛盾日益激化。同时初创时期的奥林匹克运动已显露出种种弊端，例如第3届奥运会上出现了马拉松比赛中作弊和服用兴奋剂的丑闻；第4届奥运会上，出现了裁判不公而使英美之间互相争吵甚至罢赛。这些状况引起顾拜旦的忧虑和警醒，他多次发表演说，希望发挥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作用，以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为了宣传奥林匹克理想，他用笔名参加了1912年第5届奥运会的文艺比赛，获得金质奖。啊，体育，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啊，体育，你就是荣誉！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反之便毫无意义。……啊，体育，你就是进步！为了人类的日新月异，身体和精神的改变要同时抓起。你规定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求人们对过度行为引起警惕。你告诉人们遵守规则，发挥人类最大的能力而又无损健康的肌体。……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使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公平竞赛的动力！（节选）
——摘编自熊斗寅《<体育颂>是奥林匹克理想的升华》
材料三 派团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这届奥运会上，新中国体育健儿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的新气象。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225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16个大项的比赛。中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最后共获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位列金牌榜第八位。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以体育健儿为榜样，在工作中奋勇争先。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每每都会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关注。
——摘编自《1984：中国体育大国之路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分析近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背景。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中国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后，积极招徕中国商人到马尼拉贸易。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进一步刺激了商人前往菲律宾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在马尼拉由西班牙商船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再转销到墨西哥内地和其他拉美地区。西属美洲的贵族以穿中国丝绸的衣服为荣耀，瓷器甚至成为观赏的艺术珍品。隆庆五年（1571）至明末，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总计约为4000万两。拉丁美洲的番薯、花生、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品种，沿着这条航线传入福建，乃至全国。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持续了两个半世纪，1815年，“麦哲伦”号离开阿卡普尔科返回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最终落下帷幕。
——摘编自廖大珂《漳州月港与大帆船贸易》
材料二 16~18世纪的大西洋贸易是一个复杂的贸易体系。其中三角贸易的地位十分突出。三角贸易是指由欧洲人在欧洲、非洲、美洲间进行的，以贩卖黑奴为中心的贸易活动。1501年，第一批非洲奴隶经由葡萄牙运到了海地。随着甘蔗种植园在西印度群岛迅速发展，奴隶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大西洋三角贸易的规模也迅速扩大。三角贸易外，还存在着多种直接贸易，如欧非间的直接贸易、欧美间的直接贸易、美非间的直接贸易等。1669~1701年间，英国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进口的烟草价值年均24.9万镑，蔗糖价值年均63万镑。1722~1724年，英国出口到美洲和非洲的工业品总额达67.9万镑。法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规模也不断膨胀。1716年时，法国有17.1%的贸易是与殖民地之间展开的。
——摘编自于民《16~18世纪的大西洋贸易与现代早期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特点，并简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相比，16~18世纪的大西洋贸易有何不同。
(3)综合以上材料，围绕“16~18世纪的世界”提炼一个主题，并结合史实作简要说明。
材料一早在西周时期，《周礼》和《礼记》中已有关于政府对外事务的内容，“译”是政府外事工作的重要部分。汉代设译长主管传译和奉使，还在西域诸国设立译员，使其“佩汉印经”。唐朝大量任用来自西域的粟特人从事外交翻译工作。辽、金、元为保证政令上传下达，设置了专门的官方翻译机构，还为各级官员配备通事、译史，并组织专人将历代史书、四书五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汉文典籍翻译为少数民族语言。明朝初年，政府开始积极训练本土翻译人才，以蒙古语为培养重点。
——摘编自夏登山《对中国古代翻译大潮的重新认识》
材料二表 明末清初翻译的部分东西方论著*
类别 | 领域 | 书名 |
译为中文的西文著作 | 天文学 | 《测天约说》《恒星历指》 |
数学 | 《几何原本》《几何要法》 | |
物理学、工程学 | 《泰西水法》《奇器图说》 | |
采矿冶金 | 《坤舆格致》 | |
军事技术 | 《火攻契要》《海外火攻神器图说》 | |
生理学、医学 | 《泰西人身说概》《药露说》 | |
哲学、逻辑学 | 《名理探》<穷理学》 | |
译为西文的中文著作 | 儒学 | 四书、《诗经》《易经》《礼记》等 |
哲学 | 《老子》 | |
文学 | 杂剧《赵氏孤儿》、小说《玉娇梨》等 |
*注：明末耶稣会士到华传教，形成了中国古代的一次翻译高潮。在宗教著述之外，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一些科学著作和哲学伦理学著作。1613年，大臣李之藻上书，力陈翻译西方历法算法、水利地理、医理等书之必要。1629年，明朝为修订历法设立历局，组织传教士与国内历算专家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
——以上文献来源于《中国翻译史概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翻译活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末翻译高潮的新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古代翻译事业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19世纪80年代，德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率先构建了包括家庭津贴、养老、疾病、失业、伤残和死亡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大大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此后，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建成了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全民就业、社会保障和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过度的社会保障，加大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容易助长懒惰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工作动力，效率低下。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向近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赈济制度已经衰落，传统的家庭救济模式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工作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经略见成效，例如1915年仿照欧美《济贫法》制定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福利立法，则以1943年《社会救济法》为其典型，将社会上极度贫困的弱势群体与受灾民众作为优先照顾的对象。由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福利立法产生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摘编自聂鑫《近代中国社会立法与福利国家的建构》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法规，至1957年，“初步建成了以国家责任为主体，覆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生活方方面面的福利制度”。改革开放后，以城乡统筹为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从城乡分割到城乡全覆盖，努力实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
——摘编自胡晓义《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现代欧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现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现代中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美国行政腐败的高发时期。这一时期，每一个被政治机器掌控的城市，都拥有众多政府部门和成千上万可以被用于犒劳或施惠的工作职位，仅纽约市坦慕尼协会所垄断的市政职位就多达4万。前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威廉·特威德盗取国库的金额不少于3000万美元，内政部部长福尔把海军石油保留地秘密出租给石油大亨，共收取了40多万美元作为促成两笔交易的“劳务费”。任何与城市建设规划有关的内部信息，如高架桥的搭建、高速公路的铺设、街心公园的改造等，都可以被政治家和官僚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城市医院的药品和贫困居民的救济物资供应权被特定企业垄断，街道清扫、垃圾收集等市政服务被外包给指定承包商。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彭德尔顿法》确立了一套以功绩制为核心的文官选拔和奖惩机制，进步主义运动对降低公共部门的腐败程度也发挥了推动作用。
——摘编自张宇燕、富景筠《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材料二1921年，《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提出“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1926年，中共中央发布第一个整治腐败分子的通告，即《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
1927年，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7至1947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逐渐形成，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设立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为当时的最高检察机关，大力惩治腐败。
1932年，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这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我党第一个反腐败举报箱也从此产生。
1933年毛泽东签署《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对反对腐败提出了新的标准，对于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1938年，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提到党员犯法者从重治罪。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
——整理自何虹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百年历程及经验启示》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行政腐败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主要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并分析其重要意义。
材料 一战时物价波动，事属必然。抗日战争开始时，尚不十分显著。一是此前积存货物尚有相当数量，一时未感短缺；二是上海、天津、青岛虽然沦陷，西南、东南海口，多少仍有输入；三是日本为在上海、香港吸收法币，套取中国外汇，交换中国内地农产物及工业原料，与军事无关的日本剩余商品，仍可向后方走私。进入相持阶段后，情况大变……1938年，国库所入仅为支出的四分之一，军费反而有加无减……与1937年相比，1941年法币发行额约为十倍，物价上涨七十七倍。1944年的发行额为一百八十倍，物价上涨约两千一百倍。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二 抗战爆发以后，重庆物价即呈现不断高涨之势。为此，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立物价委员会，作为审查物价的最高机关。1939年，行政院相继通过《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非常时期取缔囤积日用品办法》等，规定各地官署应会同当地各社会组织设立评价委员会，规定当地日用必需品必须平价购销，应维护生产者、消费者和商人的正当利益，上述规定对物价高涨稍有缓解。1942年12月，重庆市政府转行政院令，从次年1月15日对辖区重要市场的物价、运价、工资，一律实行限价，此政策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至抗战胜利前夕，重庆物价指数已经涨到1937年基数的1585倍。
——摘编自周勇主编《重庆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战期间物价上涨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国民政府应对物价上涨措施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民政府稳定物价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