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不仅思想变，乃至行为亦无一不变。研究文艺复兴应注意不能专注意大利，意大利固为文艺复兴之源，然而欧洲其他诸多地区取得之成就亦大有可纪者。文艺复兴并非对于古典文化的“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是新型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作品成为他们肯定个人价值、表达个人真实感情的工具。

——摘编自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

材料二   16世纪初，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以本国的封建政权为后盾，这就决定了这场改革并不彻底。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对于完全由宗教培养起来的群众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马丁·路德指出，信仰的唯一途径就是《圣经》，每个人自己有权凭借自己的理性和智慧去理解《圣经》。正如罗素曾指出：“为自由的斗争是从宗教问题上开始的，也是在宗教问题上得到一个几乎彻底地胜利。”马丁·路德还肯定世俗生活的价值，称“履行世俗的职业劳动”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这种关于“职业”的理论被后人称为“资本主义精神”。

——摘编自范迎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对西方近代社会的影响》

材料三   启蒙运动最早出现于英国，而法国的启蒙运动以其彻底地反封建性质对欧洲、美洲以及以后的亚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是典型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封建等级制度排除了资产阶级进入国家权力机构的一切机会，因此彻底铲除封建专制、要求政治权利成为资产阶级的斗争目标。在自然科学、文化艺术迅速发展的法国，先后涌现出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一批思想家，他们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促进了思想领域新面貌的展现。

——摘编自张朝阳《法国何以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

材料一   贞观三年，太宗派兵十万征讨东突厥，擒拿颉利可汗，东突厥十万余口尽数投降唐室，唐室将降部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的边塞地区，设置州县并任命原东突厥贵族突利、阿史那思摩两人为都督以统理之。此外，东突厥诸首长“皆拜将军、中郎将，步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太宗说：“诸部落悉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从善，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

——摘编自王义康《唐代册封与授受四夷官爵试探》

材料二   17世纪后期，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势力强大，先后征服南疆的回部，占据天山南北，还进兵青海，笼络西藏，侵扰甘肃地区1696年康熙率军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发动的叛乱。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进入西藏，驱逐了准噶尔的势力。清朝也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对边疆上层人物加强控制的同时在待遇、名位和礼遇方面加以厚待；在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积极倡导喇麻教，发挥宗教聚集人心、教化风俗、缓服边地的作用；在中央设立理藩院，掌管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杂部；在北部、东部、西北部、西部边疆设置军府，派将军、都统、大臣等官员监督、管领当地的军事与行政。通过上述的治边方略，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卓有成效。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一：羯族人石勒建立了后赵国，重用“博涉经史”的汉族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还设立太学和郡国学，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来选拔官员；前秦苻坚任用寒门人士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并亲临太学，考查学生的经义优劣，奖励儒生。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也传到了中原地区。《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等牲畜的饲养、役使方法逐步为汉人所接受，并且汉人也采用了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胡语、胡戏、胡歌、胡乐、胡舞等也广泛流传开来。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修订版）

材料二：“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闻华夷，兼收并蓄。”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继承了同样的传统，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唐朝周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他们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等

材料三：643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特地在今拉萨河畔的红山上，为她修建了红山宫。……红山宫就是布达拉宫的前身。……达赖五世圆寂后，布达拉宫再次扩建。康熙帝特派114名汉、满工匠进藏，参加扩建工作。这样，才有了今天看到的布达拉宫。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6世界文化遗产荟萃》

材料一   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安史之乱起，北人大批南下，扬州人口急剧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很多外地甚至外国产品也源源而来，遂形成国际性经济都会。由于人口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市民及工商业者很多都“侵衢（街）造宅”，结果不仅在扬州的官河两岸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商业街，夜市也随之兴盛起来。

——摘编自李廷先《唐代扬州工商业的发展》

材料二   英国城市人口数量与比例变化

——依据赵煦《英国早期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充分适应了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士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哀行需《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唐代朝廷经常派遣监察官员或特使巡行各地，在视察地方政治的同时，监督校核官员课绩。宋代地方监司既管监察，又掌考课。宋代中央监察部门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也时常过问官员的善恶、能否。宋廷考察地方官吏时并不专一倚重地方监司，而经常是通过监司、御史台各自系统独立检举、相互核查。

——摘编自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