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内迁的少数民族很多，迁徙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北方汉族人口向江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大规模流亡迁徙。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并补充内地居民的不足，经常招引或强制他们入居内地……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与汉人一样要纳租调、服劳役，即“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多为少数民族所建立，兴亡不定，冲突激烈，他们大多推行汉族传统政治制度。

——摘编自王子今、方光华《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允许大量的日耳曼人进入帝国领土，并把他们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日耳曼人的整个部落，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4至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日耳曼人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婆态，建立主国定居于此。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他们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但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社会所必需的因素。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量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材料三   印欧人主要靠畜牲为生，食物的匮乏和来源的不固定使得他们几乎无法在一个地方长久定居，迁徙成为古印欧人最显著的特征。约从公元前3000年末开始，印欧语系各族分批地从他们的故乡向外迁徙，形成一个个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民族迁徙浪潮。当时印欧人正处于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社会内部已发生了阶级分化，军事首领和贵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加强。对他们来说，进行掠夺是比劳动更容易获取财富的途径，对财富的追求成了他们迁徙的主要动力。在印欧人中，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是不平衡的，黑海北岸地区开始较早，而其他地区则较晚，这也是形成多次迁徙高潮的内部原因。

——摘编自麟剑《人类源流史》

材料一   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控制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来实现的。这一治策被此后的中原王朝相继沿用，地方大姓、“夷帅”、羁縻府州等西南边疆历史要素都是该治策的具体体现。元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蒙夷参治”制度。当时云南参政、平章、宣抚、安抚以及路、府、州、县等官，皆由大批的蒙古人、契丹人和当地人担任。吴永章曾言：“有元一代创立蒙夷参治之法，而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明代将元朝的“蒙夷参治”发展为“土流并治”的治理思想，使其普遍运用于西南边疆地区。清因明制，大体皆如此，在西南地区的基本治策是：以土官“钤制”地方，再以流官对土官进行“弹压”。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二   西藏和平解放及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98年，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达49851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1%,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80%,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77.8%。至2021年年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80.1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6831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0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给西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专门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从人力、技术、财政、物资等多个方而给以援助。

——摘编自姚俊开、马汉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等

材料一   10 世纪以来的西欧，随着重犁普及和三圃制的推广，耕地与人口都有较大增长，处处可以遇见渴望到远方磋磋运气的年轻小伙、找钱赚的冒险者。国王或领主授权建立更多的市集，甚至授予城市自治特权。它们大多以修道院或教堂为中心。某些宗教节日，如礼拜日或圣徒日，也会成为市场日。随着十字军东征，地中海贸易重新开通，威尼斯、热那亚等许多商埠在东征途中发展起米，但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在千人以下。

——据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等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电力、化学产业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使德国经济结构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了就业人口结构的调整，1871-1913年间工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从501.7万人，飙升至1172万人,增长率高达134%。在德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新兴工业城市尤其是重工业城市发展最为迅速，以至于出现了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极速城市化”，1871- 1910 年间德国城市人口净增2413万人，而总人口增加了2386.7万人。1891——1910年间，大约有91个城市推行了行政区合并政策,这些城市的人口增加了173万,新增人口基本上都生活在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给城市住房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巨大压力。供水、排污以及生活垃圾处理的基建步伐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所帶来的挑战。

——摘鳊自徐继承《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高速城市化与公共卫生危机》

材料一 退休，古代称为致仕。中国古代官员退休制度早在夏、商时就已经存在，即所谓的“养老”（老是指70 岁以上的人）。秦汉时期，官吏因病乞退、告老还乡的致仕制度逐渐发展起来。隋唐时期，官员退休纳入令典。“诸职事官七十听致仕“。除年龄条件外，身体健康状况也是退休的重要条件。“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此外，还有侍亲养老的规定，即至亲亲属中有年 80 岁以上及有重病在身者，可享受“侍丁”的待遇，即离职养亲，称为“归侍”或“终养”。明清是官员退休制度日益成熟和完善时期，有比较完整的制度规定，举凡退休条件、待遇，以及安置与管理，都有明确的规定。

——摘编自柏桦《中国古代官员退休制度与思考》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制定的第一个退休人员处理办法规定：年龄50岁、工龄满10年均可退休，不分男女、不分干部和工种，没有身体状况方面的要求。1983年，《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延长部分骨干教师、医生、科技人员退休年龄的通知》规定，部分高级专家、骨干教师、医生、科技人员根据本人条件并经相关部门的批准可适当延长退休年龄1到5岁甚至10岁。

——摘编自王进《中国弹性退休制度改革探析》

材料一       自今以来，香港岛割与英国……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 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中英《南京条约》（1842 年 8 月 29 日）

材料二 日本获得军费赔偿白银二亿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 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中日《马关条约》（1895 年 4 月 17 日）

材料三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由诸国分 应主办……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 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即弹压 惩办。

——《辛丑条约》（1901 年 9 月 7 日）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将“大同”社会视作一个逝去的理想型社会。《礼记·礼运》如此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

材料二：孙中山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下面是1924年孙中山发表的有关民生主义的言论：

——摘编自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

材料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更加公平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摘编自姜辉《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原则和现实途径》

材料一   为防止袁世凯专权，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国民有人身、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及请愿、考试、选举、参政等自由和权利；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国务员须副署临时大总统公布的法律及命令；等等。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从历史上考察是缺乏法治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背景的。因此可以说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法治建设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法治建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和人民不畏艰辛，60年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只要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就能克服法治建设的阻碍，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摘编自郭庆珠《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

材料一   秦统一后，首要考虑的是用何种手段控制这个版图辽阔的大帝国。秦始皇独许李斯推行郡县制而否定王维等人提出的分王子弟的建议，固然出于集权的需要，同时也是接受历史教训。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证明，西周那种宗法血缘与政治关系互补型的国家形态——分封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对它进行改造，并作出结构性的整体转换，使之向纯粹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过渡，否则新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无法建立。这就是当时的大趋势，而郡县制正是顺应这种大趋势创造并选择的一种新的国家管理方法。

——摘编自马辉齐书深《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材料二   元世祖后期行省具备“分镇方面”“方面之权”“方面之寄”权利，即行省是由中央派遣至各地区，代表中央统治管理地方事务。朝廷分设的十行省均有自身的作用，如江浙、湖广等地的行省主要负责镇压民众、征收赋税，为方便朝廷联络，其治所多在水陆交通要道；而陕西、河南、云南等行省，由于位于关中地区及西南边陲，其行省分布在军事要地。随着元朝疆域面积的迅速扩大，行省作为一级行政区域，其管辖面积比前朝要大。元朝之前中央在划分一级行政区域时多借助高山位置、大河走向来确定行政区域。通过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现国家的统一，并通过以北制南、犬牙交错的方式对各疆域进行整合，通过一个行政区域的管理增强多民族统一。

——摘编自曹兴兵《元代行省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贡献》

材料：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说：“人何以异于禽兽？人有法律，而禽兽无之也。文明人何以尊于野蛮？文明人能与法律相浃（融洽），而野蛮不能也。” 为此他建议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的中华法系。实行法治必须立“善法”、“良法”。如果法的主旨是为了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循所谓最多数最大幸福之正鹄（目的）”，那这种法就是“善法”、“良法”。 他认为，立法权如果操于一人之手，必立有利于一人的专制之法；立法权如果操于众人，则所立之法必然是有利于众人的民主之律。司法之权若与立法权或与行政权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亦有害于国人之自由权。“盖司法权与立法权合，则国人之性命及自由权必至危殆。”     

——摘编自邱远猷《梁启超的法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