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早在夏商周时期，柑橘就已经在我国进行了人工栽培，公元前3世纪前后，《禹贡》有“淮海 惟扬州。 ……厥包桔柚，锡贡”的记载，可见柑橘已经开始作为贡品进贡。秦汉时期，柑橘生产得 到进一步发展，《史记》中记载有“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表明当时楚地的柑橘生产 与齐地的鱼盐生产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地位。魏晋时期，各个柑橘集中产区设置了“桔官”,专司 经营柑橘生产、征收赋税和贡奉皇室。唐代，日本和尚田中间守来我国浙江天台山进香，带回柑 橘种子，在日本鹿儿岛、长岛栽植，变异选择获得温州蜜柑。宋代欧阳修等撰著的《新唐书·地理 志》中列举了现在的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河南、江苏及陕西 的南部，向朝廷纳贡柑橘。明清时期，柑橘业已表现出一定的规模化、专业化格局。清朝吴震方 《岭南杂记》记载：“广州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明代的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中 十分推崇柑橘的药用价值，并对柑橘的药用性作了详细的叙述。15世纪时，葡萄牙人从我国台 湾、福建、广东带去许多柑橘品种，后传遍地中海沿岸各国；1892年，美国从我国引进桩柑，叫“中国蜜桔”。

——摘编自曾云琦《中国柑橘历史与文化价值研究》等

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材料一:对唐朝中央而言，各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须经中央册命，给予“玄鱼金符”或“印章袍带”才能取得统治本族的合法权力，并以其为征发信符。都督、刺史死亡，或年迈体衰不能视事，其后嗣亦须经唐中央“下诏册立”。各羁縻府州间发生纷争，唐中央直接干预，而府州则须听命处置。对不同族间的诉讼，要按国家法律审理。对破坏国家统一的反叛和谋逆活动，更是依国家法律严厉处置。朝廷制有专玺“天子信宝”,以征发“蕃国”之兵。各羁縻府州也有义务助兵中央。平高昌的唐兵中，有突厥、契莎数万骑。讨伐安史叛乱，回纥兵更是功不可没。各羁縻府州须定期奉献“贡赋”。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政府“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场，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太平兴国四年，宋出兵攻辽，互市“罢不与通”。雍熙三年(986年),宋再次主动出击失败，端拱元年(988年),宋辽双方通好，宋廷诏“许边疆互相市易”。嘉祐二年(1057年),元昊子谅祚扰边，宋示谕“要以违约则罢和市，自此始定”。金灭辽后，宋方虽于盱眙军、光州、安丰军、随州、襄阳府、天水军等地置榷场与之互市，但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互市时断时续。

——摘编自林文勋《宋代以“互市”为内容的民族政策》

材料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粮食作物的主要分布区，史前时期，粟是黄河流域分布最广的粮食作物，裴李岗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遗址都发现过粟。黍的分布与粟相当，是华北地区与粟共存的一种农作物。稻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种植面积十分有限。

商周至春秋时期，稻成为仅次于黍、粟的主要粮食作物，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遗址曾发现过稻壳的遗存。小麦从西亚传入并在黄河流域种植，甲骨文中多见“麦”字，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修建的郑国渠、白渠、龙首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大为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成为仅次于粟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在水利条件优越的地区已经大量种植，较以往有明显改变。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黄河流域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这一时期域外传入的新粮食品种高粱、荞麦种植范围逐渐扩大，其中荞麦因抗秋寒低温、生长期短的特点，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明清时期，稻、麦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自然环境变化，黄河流域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同时小麦因灌溉技术的提高，替代黍、粟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但这一时期粮食作物种植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以玉米、甘薯、马铃薯为代表的农作物的传入，它们因具有高产、耐瘠、耐旱涝的特点，广泛种植于原来不适宜稻、麦生长的地区，全面改变了原来农作物种植结构与组合形式。

——摘编自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材料一   阿保机建国后，不少汉族农业人口流入，对流入汉民筑城以居之，“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契丹人渐渐由原先“衣皮食肉”变得喜好穿着丝、麻制品。辽朝境内的陶瓷制造业兴起，产品风格与造型多样，有中原式器型，也有极具契丹特色的契丹式器型。在唐代时已经有渤海人衣汉族服饰情况，在同契丹族接触后，也出现穿着带有契丹族服饰风格的渤海人。契丹统治者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还开科取士。圣宗更是将以儒家政治学说为指导的《贞观政要》奉为圭臬。辽朝统治者效法汉人制定相关礼仪，逐渐将本民族特有之礼制与汉人礼制相结合，形成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礼仪制度。

——摘编自李蕊怡《从辽朝内民族交融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摘编自宫岩、武雪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与清代国家治理的探索》

材料一   隋唐五代时期的平民妇女是社会中妇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力量。从事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是历代农家妇女的共同特征。如杜甫的《兵车行》“纵有健妇把犁锄，禾生陇亩无东西”；王梵志《贫穷田舍汉》诗中“妇则客春捣，夫则客扶犁”。唐朝天宝年间，朝廷一年征收的纺织品绢达740万匹，丝185万吨，麻布1605万端，各地进贡的名贵纺织品有几十种名色之多。这些数量巨大的纺织品，主要是出自劳动妇女之手。唐代各阶层的妇女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饮食原料市场和饮食成品市场，主要经营餐饮、娱乐、家内服务、小商贩等，她们有的沿街或上门贩卖各种货物，尤其是闺阁女子日常所用之物，跨地区长途贩运及经商的经济活动较少。

——摘编自李连秀《隋唐五代时期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

材料二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职业岗位，一些新的职业领域开始出现，如铁路、银行、海关、电信局、邮电局等，除银行、商店外，照相馆、电话局也陆续招收女职员，甚至大学教授、政府官吏等，也有以女子充任的职位。1913到1919年间，一系列涉及女子职业教育的法律规章制度相继出台。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通过了《推广女子教育案》，分培养师资与增设女子中小学两项。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首开“女禁”，公布了《公务员任用条例》，正式取消国家文官考试中的性别限制。胡适认为女子问题的先决，便是要先有经济权力与经济能力；王端麟也指出女子必须能独立生活，方可提高自己的人格。同时，许多妇女逐渐认识到“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他们向往西方国家的妇女在教育、法律、工作、婚姻，甚至参政等方面的权利。在1931年的一项小范围调查中，关于已婚妇女从事家外之业务者，男子赞成的达81.82%，女子赞成的达84.44%。上海21个工厂工人之生活程度的调查显示：妇女和女童共补助家庭总工资的53.3%，男子对家庭的工资补助占46.7%。

——摘编自仪亚敏《民国时期女子就业观与就业实践（1912～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