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后来成为国际法的普适性基础。但们并非天然就具有普适性。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清末民初关于中国古代国际法的研究，以时代的世界的眼光重审视中国古史。宋育仁不仅以“春秋公法”比拟西方公法，更利用国际法的规则与概念，如“身治”“实际”等，来论证《春秋》具备适用于世界的、永恒的普世价值：《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实历四交公法，即万世之公法。如会盟朝聘、侵伐平乱、行成存亡、继绝灭亡、会盟班次，无事不备，无义不特·此类皆西书公法所斤斤聚讼讫无定论者。《春秋》三传各有义例，合之乃成完备。如自治境内，义在《谷梁》；交际礼仪，例在《春秋》；驾驭进退，权在《公羊》。胡薇元在《公法导源》对包溶于礼、伏笔于传的中国古代外交思想进行挖掘和重新阐释，从《春秋》等古史中梳理出与近代国际法规范相匹配的知识资源，实现了中西法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摘自金瑶《东方国际法谱系的重新发现》

材料三   20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表达主张、开展法律实践。1960年，22个非洲国家联同部分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案，并一致投票支持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得到落实。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闻遭界争端的决议》，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提出成员国保证尊重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经非洲国家广泛实践，该项内容被奉为国际社会处理边界问题的圭臬，并由国际法院确立为一项国际惯例。1972年，塞内加尔首任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首次将发展权定义为人权。发展权自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1979年联合国《关于发展权的决议》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

——摘自洪永红《试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央、闽西、湘鄂赣、琼崖等苏区及红军各部代表610人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纲》的主要内容有：规定苏维埃国家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将地主、资产阶级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剥夺他们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规定苏维埃国家政治制度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保证工农大众参加国家管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原则。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活动原则等均仿效苏联；规定苏维埃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摘编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材料二   为组织和宣传基层民主选举，有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和选举训练班，并印行了大量的小报和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出了各种报刊100余种，如息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另外，通过上千个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走村串街宣传，如戏剧《选村长》形象地告诉农民选上自己合意的人带来的好处。边区、县、区、乡或村都设有民意机关，老百姓尽可以对代表品头论足。根据地还创设了一些特殊的投票方式以适应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农民参加选举，如：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等。事实证明，唯有扶助农工，才可以训练民众的能力，才能达到完全的民主。

——摘编自张鸣《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政权选举与文化的复归》

材料三   1949年6月，共产党及各民主人士相聚北京，就新中国的国号问题开展讨论。针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号，清华大学教投张奚若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我看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董必武解释说：“‘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在今天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新中国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摘编自秦立海《民主的追求》

材料一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国古代黄河领域疆域开阔，平原众多，人口相对稀少，广土众民说很早就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去卫国，见人口繁盛发出了“庶矣哉”的赞叹。战国末期的荀子上承孟子，认为众民是广土的基础，主张实施孟子的“政裕民”政策，突显了人口增加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先秦时期的韩非也曾提出过控制人口的观点，但在当时不占主导地位，他认为人口过快增长超过生产资料(土地)的增长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减少，由此产生社会问题。中国传统的人口经济思想北宋时发生了变化，控制人口增长首先是由苏轼提出的，他首先对传统的“众民论”提出了挑战，认为总人口并不都是劳动者，主张应加以控制。元初马端临在人口经济思想上的贡献是提出应重视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独树一帜。他编撰的《文献通考》中《户口考》可视为中国人口统计学的创始。到了明清，控制人口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代表性人物有徐光启和洪亮吉。

——摘编自马涛、刘宇《中国传统人口经济思想的特点与启示》

材料二 在人口问题上，重商主义认为，大规模勤奋工作的人口，能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以进行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因此重商主义鼓励增加人口，并通过各种法令严厉惩罚游手好闲者。古典经济学形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立的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来支撑工业的扩张。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口增长均持有积极态度，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中专门设立了一章来探讨劳动工资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理论破产后，英法国家开始担忧人口不足的问题。19世纪末，伦敦学派的奠基者埃德温·坎南在其著作中提出了适度人口理论。他从人口与土地、人口与生产率、人口与收益等方面探讨人口的适度规模。所谓适度人口，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土地上生存的、达到产业最大生产率的人口数量。坎南认识到，调节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使人口达到适度规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政策应有所区别。

——摘编自国福丽《中国古代人口思想与西方历史上人口理论的比较》

材料三 邓小平同志基于对我国国情的观察分析，于1985年时就十分明智地指出：中国的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极大地受劳动者素质、知识分子的量和质的影响。新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通过政策性奖助、提高居民收入、实现男女性别平等、保障妇女就业、完善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将人民的现实客观需求作为法律法规制定的重要标准，使法律法规符合法的一般精神和事物的理性本质。

——摘编自刘丽娜，蒋海松《孟德斯鸠论人口问题的法律意义 ———基于<论法的精神>的考察》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

——摘编自郭敬东《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对外交流不便，民众长期生活在宗族社会，接受宗族的教化，如“绩邑士人，除应试外，足不出里。农工、妇女亦终岁家居，不知乡里外有何世界”。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教化和“忠臣顺民”思想的灌输，是晚清之前宗族能够有效控制民众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一些学生出外学习和报纸的传入，外部新的思想和观念传入到了徽州地区，徼州民众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幡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闻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

——摘编自王灿《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材料三   宗族观念有其正向功能，维持家庭和睦与家族和谐，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但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宗族观念本质上是狭隘的、封建落后的，掩盖了宗族内的尊卑等级，更掩盖了阶级的身份。宗族观念引发的宗族械斗，导致农民之间内耗而削弱农民阶级的团结。中共追求劳苦大众的解放，必须克服底层人民这种互相伤害的狭隘性。开展土地革命的前提是唤醒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宗族经济基础及组织权力的改造能直接看到成果，而存于人内心深处的宗族观念改造效果却难以衡量。

——摘编自郭为桂、钱珠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对地方宗族势力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