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的书籍书写材料都是比较笨重的，埃及的纸草、西亚的羊皮、印度的桦树皮、中国的简牍，都不利于传输，特别是远距离传递。从中原往西，丝绸之路上也出土过一些早期的书籍，比如1956年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仪礼》木简，这些木简为松木制成，尺寸颇长，因此如果在古代的车子上运载的话，极易折断……纸传入中亚，被佛教徒使用之后，可以抄写、传播更大篇幅的佛典。
——摘编自荣新江《纸对丝路文明交往的意义》
材料二 秦汉时期，户籍等各类基础帐簿只能在乡制作。但乡吏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份以及鱼肉百姓的行为，向来为统治者所诟病，皇帝也因朝廷不掌握基础帐簿，无法遏制地方上计的严重造假。纸张代替简册后，基础帐簿上移至县廷制作，基层事务由县令统揽，帐簿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
——摘编自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纸张发明前书写材料的类型，并简要概括纸张的优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纸张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影响。
材料一 地方志是记载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宋朝，地方志逐渐定型。明清时期，朝廷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基本涵盖疆域、风俗、户口、学校、祠庙、人物等纲目。人物纲目往往下设忠臣、孝子、列女等目。风俗则记载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等，修志者会对习俗美恶进行褒贬，“以示惩劝”，并肯定一些地区“虽在边土，亦与中州无以异也”。贵州、广西等地的地方志大多专设《土司》条目，对土司的守土之功予以肯定；还尤重学校、选举等条目，详载本地书院、社学，以激发学子崇学之情。
——摘编自刘永强《明代方志功用说探研》等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纂进行改革和创新。“旧志卷首常列圣制一门，尊王之意也，而今删去圣制一条。”“星占”、“象数”等内容多被“经纬度”、“气候”等取代；礼乐、列女等门类逐渐减少，增添了实业、交通、金融、卫生、外交等新生事物。有些方志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将电线、铁路、公路、县城等以图例的形式清晰标注，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
——摘编自萧放《近代以来新方志学研究与编修实践》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地方志的功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民国时期地方志编纂的变化。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编纂地方志应该包括的要素。
材料一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率10万精锐骑兵进犯京师，史称“庚戌之变”。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正是今天看来如此平凡的茶叶……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有了更深入的往来，通过贸易饵诱、文化渗透，最终在心理上获得西边少数民族的认同，中心也随着茶的传播而发生空间上的迁移，最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通过茶传播、贸易、饮用而形成的藩篱，实非修筑的长城和其他防御建筑工事可比。防御工事实际上是目所能及的山河界限。在文化形态上，这是一种隔绝、封闭与保守的文化形态，阻挡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但茶可以跨越看得见的疆域，抵达那些看不见的极边之地。
材料二 茶叶改变了英国的社会阶层，尤其是下午茶会和茶馆的出现，几乎起到了重塑英国文明的作用。英国的饮茶风气最先在上层社会的贵妇中传开，然后被中产阶级妇女所接受。在英国早期的酒馆和咖啡馆里，只能看到男人的身影，英国妇女还曾发起过抵制咖啡的运动，她们认为咖啡带坏了英国男人，让他们彻夜不归。但茶叶不一样，性情温和，适合妇女和小孩。手握茶壶的女人就好比拿着刀剑的武士，参与的人只能屈服于她。这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材料三 2005年，立顿销售了360亿个茶包、7万吨茶叶，产品打入了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销售额突破了15亿英镑（约合28亿美元）。而其在研究经费上的投入同样惊人，每年占销售额的0.7%。涉及顾客饮茶的习惯、饮茶的流行趋势，如何沏茶，顾客对茶叶颜色、味道、包装形式的喜好，影响顾客茶叶选择的原因……全世界每年茶叶需求量达300万吨，供应量达350万吨。中国每年产茶120万吨，仅有30万吨出口，虽然产茶面积世界第一，但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却较弱。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周重林等《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
(1)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一中明朝为防御蒙古采取的军事措施，并分析茶叶在明朝边疆治理中所起的作用。(2)列举两例茶叶对欧洲国家文化习俗的“重塑”。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饮茶风尚席卷欧洲的时代背景。
(3)对于以立顿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人们评价不一。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围绕当今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和中国茶叶发展的现状，写一篇小短文，题目自拟。（要求：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 启蒙运动时期处于世界另一端的东方中国正值强盛时期（清康乾统治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经过耶稣会士翻译介绍到欧洲大陆去的。他们的目的原想证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的一致性，从而为自己传教扫平道路，却不曾想为反宗教论提供了极好的攻击宗教文化的武器。当时欧洲正处于反对宗教而主张理性的时代，而非宗教的儒家文化来得正合适宜，因为罗马教会认定孔子学说为“异端邪说”，那么“异端邪说”的儒家学说必然会被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用来攻击罗马教会本身。因而他们对于非宗教的孔子学说的理性观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崇拜。
正如赖赫韦恩在《中国与欧洲》一书中说：“那些耶稣会中人，把中国经书翻译出来，劝告读者不但要诵读它，且须把中国思想见诸实行。他们不知道经书的原理，刚好推翻了他们自己的教义；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但介绍了中国哲学，且将中国实际的政情亦尽量报告给欧洲的学者，因此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文化，便能逐渐了解，而中国政治也就成为当时动荡的欧洲政局一个理想的模型。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德性的民族了。”
——摘编自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1)根据材料，指出启蒙运动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思想界的意义。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古代监察法律赋予了监察系统广泛的权力，从立法、司法、行政到财政、人事任免、军事防务以及思想教育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将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法律的轨道。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采取了多渠道、多元化的交叉监察模式，以充分发挥监察制度的优势与功用。而垂直的行政隶属关系，使得监察官员在行使监察职权的过程中具备极高的权威性，同时也优化了监察体制的行政效能。统治者还以严苛的标准来建设自身的监察队伍，对监察官员任期内的德、才、劳进行综合考核，以决定对监察官员奖赏或惩戒。
——摘编自张仲旺、阮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现代意义》
材料二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实质是封建皇权的依附性工具，这使得监察职能在实防运用中发生异化，即从惩治官吏的腐败异化为统御、平衡官僚势力的权力。由于监察机构在每个朝代都受到君主的重视，监察官员的监察权实质上是皇权授予的，封建社会中皇权至上的原则使得监察官员被赋予的权力往往不足以支撑其纠察百官，这就导致监察活动与行政活动会相互干预。
——摘编自杨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变迁、特征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不足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对我国当代监察制度的借鉴意义。
材料一 为了防止袁世凯独裁，孙中山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从而削减总统的权力。为了给袁世凯做一个民主示范，1912年4月1日，孙中山亲自去临时参议院，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此后，为了实现来之不易的民主和共和，孙中山苦心孤诣，协助袁世凯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织内阁，尤其重视向国民宣誓一事。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君主制转向民主制的开始，也是蹒跚起步的阶段，我们不能求全贵备，毕竟这是中华民族的新的开篇。
——摘编自唐文立《风雨晚清：一个民族的百年涅粲》
材料二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是指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生发的有关政治社会领域平等、自由、权利、正义、公平等的认识理念、思考和诠释的总和。毛泽东民主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对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起着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毛泽东“大民主”的政治实践，不仅意味着极端民主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而且隐含着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艰巨性和长久性。
——摘编自刘建武《毛泽东研究报告（2011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原则，并说出“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君主制转向民主制的开始”的理由。(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指导下的民主政治建设成就。
材料一 新加坡最初是马来土著部落的领地，后来葡萄牙、荷兰相继入侵过这里，19世纪初被英国占领，成为英属殖民地。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人很早就来新加坡谋生，使新加坡成为华裔最多的国家。多种族带来了多种宗教信仰。华裔多信佛教、道教；马来人多信伊斯兰教；印度人多信印度教、锡克教；欧洲人则信基督教、天主教。因而新加坡面对复杂而又分化融合的种族群体，提倡“以东方传统文化来强化维持和谐和服从权威的意识，以西方现代文化精神来鼓励公平竞争、勇于开拓和遵纪守法的意识”。新加坡人对当今流行的各种“星”十分热衷，特别是对港星，对各种“星”极具渲染，给人以一种正义感很强的感觉。但是新加坡的华人有些还是很迷信，不少人相信“命运”“风水”，对于这种“俗”文化，新加坡更是表现出宽容。
——摘编自陈中《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材料二 在我国当前社会文化发展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入。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好莱坞电影作为文化消费的首要选择，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快餐视为家常。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的发展也相伴而来。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跨国公司最充分地体现着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但是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由于战略目标和实施行为的矛盾，多元的国际文化环境和文化摩擦，使得我国经济文化市场面临困扰。在西方文化体系中，欧洲人注重权力和地位，美国人欣赏创新精神和成就；在东方的中国，人们崇尚谦虚谨慎，追求随遇而安，同时倾向于照顾大众情绪。为了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冲击中获得成功，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摘编自罗静《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思想文化冲击与策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加坡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受到冲击的表现及应对举措。
材料一 波利比阿说：“如果人们只注意执政官的权力，那罗马国家就完全是君主制政体；如果人们只注意元老院的权力，它又完全是贵族政体；如果只注意民众的权力，它显然又是民主政体。”元老院在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居于重要地位，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威望，但元老院不能调查叛国罪和处以死刑。涉及元老们自身利益、荣誉和权力的提案，要由公民大会表决。元老院开会的时候代表平民利益的保民官就坐在门口，如果保民官认为元老院的决定侵害了民众的利益，那么他可以随时加以否决。
——据陈继华《管理思想史》等整理
材料二 在14世纪（尤其是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议会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形成了，从此成为王国政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德华三世两次颁布法律规定每年至少应当召开一届议会。1376年，由于国王已经两年没有召开议会，同时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引起广泛不满，下院请愿要求每年召开一届议会以纠正王国存在的弊病。“百年战争”的爆发使南方重新成为王国的政治中心，此后一段时间，议会一直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从14世纪中期开始，议会一般在星期一开幕。开幕式一般由大法官致辞。开幕式之后，上下两院便分开举行会议，讨论各自的议题。一般来说，在所有请愿都得到答复之后，国王才能解散议会。国王一般都会莅临议会。
——摘编自刘鹏《十四、十五世纪英国议会的发展》
材料三 1689年5月24日通过的《宽容法案》是革命解决在宗教领域的重大成就。该法案授予除天主教和一位论派外所有非国教教派信仰自由，妥善解决了此前长期困扰英国的基于宗教因素的社会对抗。经过1688—1689年革命解决，辉格党成为新体制最大的支持者，辉格和托利两党开始以“真正的、重要的而又不是基本的分歧来划分界限”，两党互相间反体制性或互相毁灭的意愿得以根除，才终实现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间的彻底协调。
——摘编自丁浩原《近代英国政党政府的形成：1689—1762年》
(1)根据材料一，指出罗马共和国政体的特点，结合史实，概括说明罗马共和国“显然又是民主政体”。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14世纪英国议会制度化的原因，并概述其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1688—1689年革命解决”中的重大事件，说明其对英国政治的影响。
材料一 亚历山大出发时，其身份是马其顿国王，不久后成为希腊联军统帅。经过十年征伐，他的国家的统治区域扩展到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还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他每到一地就自称是当地原来统治者的继承人。他崇尚威严赫赫的东方宫廷礼节，穿波斯、米底君王的衮服，要求人们向他行匍匐礼。亚历山大的统治基本上沿袭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但由当地人担任的总督一般只管民政，军队和财政另由马其顿人或希腊人掌握。他在埃及拜谒阿蒙神庙，为女神伊西丝建庙；在巴比伦向当地的主神马都克献祭，下令重建被毁的马都克神庙。他在远征中亚时与当地贵族女子罗克珊结婚，同时，他的80个战友也采用波斯礼仪与当地贵族的女儿结婚。他的远征军中有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测量师等专门人才。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二 拿破仑当权后，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1805年，拿破仑击溃第三次反法同盟，签订《普莱斯堡和约》，占据了莱茵河左（西）岸及许多小邦国。在那里，他赶跑了封建的王公贵族和主教，取消了各种徭役和封建贡赋及教会的什一税，消灭了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宣布公民享有平等与自由。后来建立的莱茵同盟，有16个邦国加入。他们普遍实行了资产阶级改革，推行了《法国民法典》。同时，拿破仑还使德意志由三百多个分裂的小邦合并成为30多个大邦。正如恩格斯所说：“拿破仑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牛圈，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
——摘编自张淑贤《略论拿破仑战争的国际影响》
(1)概括亚历山大远征与拿破仑对外战争产生影响的异同。
(2)谈谈你对国际战争与文明交流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