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一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裂）道而议，分徒而讼。
——摘编自《淮南子》
史料二 “士”从最低级的贵族转变到四民之首（士农工商），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从此以后，“士”便从固定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士”不再受固定的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思想上也解放了他们，过去是“思不出其位”，现在则可以“思出其位”了。
——摘编自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史料三 吾（孔子）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摘自《左传》
史料四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1)归纳史料一、二、三中的历史现象，并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社会根源。(2)结合以上史料及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冷落，而法家思想备受推崇的原因。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铁路经过军事管制，终于逐步回到人民手中。参照1950年4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在昆明铁路局的统一领导下，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包工制，按计划接收铁路院校毕业生和城镇复员军人，使之成为铁路局固定工。固定工按照工程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分类、分级，通过考工、考核等方式，评定工资等级，并对从事野外测量、钻探的职工给予生活补贴。1950年6月，《铁路奖惩暂行条例(草案)》颁布，对违反劳动纪律、违章作业等制定了严格处理方式，对创造发明和技术改进等给予表彰。同年7月，昆明铁路局严格按照中央规定，对职工的生育、养老、医疗等保险事项进行初步建档。
——摘编自李海燕《新中国建立初期云南铁路劳动工资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铁路工资改革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铁路工资改革的影响。
材料 有学者认为，严格的等级划分是玛雅后古典期文明销声匿迹的首要原因。玛雅高深的知识和文化只掌握在极少数贵族和祭司的手中，占玛雅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者完全是文盲。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知识分子，在繁华殆尽后难以生存，乃至很快消失，也带走了辉煌无比的玛雅文明。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普通玛雅农民，无法读懂那些文字和史书。西班牙入侵后，虽然玛雅璀璨的文明几经糟蹋，但余晖至今仍在坚定绽放。尽管欧洲天主教和现代工业文明对玛雅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我们仍可在某些细微之处，发现玛雅文明的踪迹。现在的玛雅人，信耶稣也信羽蛇神，我们所看到的，是一股融合殖民时代和玛雅精神的双重文化。
——摘编自李均《神秘莫测的玛雅文明》
(1)根据材料，概括玛雅文明湮灭的原因和玛雅文明余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玛雅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启示。
材料一 汉朝时，中国对外贸易以陆道为主，兼行海市。当时的对外贸易通道已四通八达，除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更早的“永昌道”，取道缅甸、印度半岛，与中亚大陆的古老商道交会，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朝鲜半岛有“乐浪道”，不仅送往朝鲜半岛的货物行经此道，转口日本的商品也由此道转运南行，被称为“东北丝绸之路”。
——摘编自倪方六《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外贸易较发达的时期。宋元统治者为了取得海外奇珍异宝并征收外贸税收以助国用，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以“朝贡”“官本船”为名的官方贸易，凡属官方贸易的货物，免交商税；另一种是民间贸易往来，主要港口如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都设有专职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负责管理商舶，征收舶税，收买舶货。
——摘编自马珺《浅论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对外贸易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元时期对外贸易发达的原因。
材料一 荀子针对当时出现的见利忘义、义利关系混乱、以利害义等不良社会现象，从治国之道的角度提出了具有独特内容的以义统利的理念。在荀子那里，义与利是人们社会生活必然存在的两个基本方面，“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好利是人的天性，所以求利主要是以个体为承担主体的，是所有个体的行为。荀子认为社会公职地位的分配不应该靠个人的出身，而应该取决于个人遵循礼义的情况。荀子把以义统利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只有用义的要求作为标准，用义先于利的原则来引导，个人才既能够实现义，又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生存，这样才能够维护国家的稳定。
——摘编自刘敬、鲁张彬《荀子的以义统利治国理念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 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义利关系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代表，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义”的理念贯穿于《墨子·贵义》全篇。“利”是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自身之利，墨子站在小生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义利并重的伦理原则。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言论。《贵义》篇中强调“万事莫贵于义”“义贵于身也”，即在万事万物中“义”是最宝贵的，甚至比肉体和生命还重要。墨子还认为发展生产，为民兴利才是出路，他十分反对重农抑商，墨子在《贵义》篇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
——摘编自苗新雨《义利并重：论墨子之义利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荀子的义利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荀子义利观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荀子相比，墨子义利观的不同之处，并谈谈你从先秦义利观中得到的启示。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摩诃婆罗多》这一书名的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共分18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处在印度从原始部落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的时代，也是婆罗门教向印度教转化的时代。该书用梵文写成，采用对话体，共有10万颂（每颂为1节双行诗体），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的4倍，书中插入了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教义、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论述（约占全诗篇幅的一半），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著名的印度教哲学经典《薄伽梵歌》就是其中的插叙之一。
——摘编自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亚非卷）》等
材料二 汉代以前，我国史籍中就已经出现过有关印度的记载，但大多是神话传说。汉代以来，印度的历史及社会情况成为《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官修史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民间的许多著述也对印度有所涉及。这些著述往往因为作者缺乏切身体验而对印度的描述多有误解。中土僧人之西行求法活动，在西晋及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少。法显到达印度之时，正当笈多王朝后期。他在《佛国记》中对于印度公元5世纪之前的历史，特别是佛陀时代、孔雀王朝以及笈多王朝早期历史，都作了记述。有日本学者表示：“《佛国记》为一千五百年前之实地考察的记录，凡关于中亚、西亚、印度、南海诸地之地理、风俗及宗教等，实以本书为根本资料......其年代与事实之正确及记述之简洁与明快，亦远出于《大唐西域记》之上。”
——摘编自杨维中《法显与<佛国记〉》
(1)根据材料一，概括《摩诃婆罗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文献中出现有关印度的历史记载的原因。
材料一 在宋代江南城市社会救助体系构建和形成过程中，作为主导的官方把赈灾救荒作为社会救助的重点，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有赈济、赈货等类型。江南城市的民间救助多为自发的个体行为，即使形成一定的组织，也以个体自愿为基础。施行救助主体有士人（包括部分官员）、工商富室和僧道人员。他们大多出于传统儒学所倡导的仁义思想和社会理想，将参与社会救助活动视为仁义的实践与推广。相对于传统荒政和乡村救助；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有着诸多特点，呈现朝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趋势。
——摘编自陈国灿《论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传统的救助活动呈现出新的特征与状态。晚清政府已无法如“康乾盛世”时期那样向受灾民众提供应有的救济和帮助，而以士绅富民为主体的民间救助活动日趋活跃。随着近代社会产业结构的改变及贫困群体的扩大，以贫困人为对象的社会救助活动越来越受到民间救助组织的重视。部分先进中国人也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国家开展社会救助的思想和经验，反省中国传统做法和理论的缺陷，使以传教士为先导的外国慈善活动逐渐活跃。这些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变动。
——摘编自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江南城市救助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转型及原因。
材料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评述战国时代列国各有差异的状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通过战争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从秦代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的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为“大一统”奠定基础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初的制度创新及其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秦朝和隋朝的共同之处。
材料一 美苏冷战的40多年时间里，美苏双方在局部问题上曾寻求过妥协与合作并达成某些协议，双方关系也曾出现过缓和，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美苏关系以对抗为主的特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主要由于苏联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变化，美苏在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大大减少，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也逐渐减弱，这一切导致了美苏关系的重大变化。
——摘编自倪孝铨《美苏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
材料二 20世纪50、6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美国一步步更深地卷入东亚事务，最终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自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则不得不在东亚地区实行战略收缩，从旷日持久的越战中脱身，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并最终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各个方面又开始积极介入东亚，确保并不断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影响。
——摘编自赵学功《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影响美苏关系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演变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特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