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   一战留给人们的教训是.大国必须在维护世界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正如联合国的设计者所设想的那样，中、苏、美、英、法五大国被赋予了“世界警察”的职责。他们可以联合其他国家一道对他们认为将危及世界和平的事件予以干涉，反之，这五国的任何一国，也可以行使其至关重要的一票否决权否决以联合国名义发起的任何干涉。对于大国的核心作用联合国显然比国联更为看重。另一方面联合国也更为重视和保护中小国家及弱小民族的主权与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德意日受到沉重打击，也对英法主导的旧的殖民体系形成了冲击。《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第一次使民族自决成为公认的国际准则。为了促进民族自决，《联合国宪章》专门列有“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国际托管制度”“托管理事会”三章。总体而言，二战后期盟国对国际秩序的设计基本上得以实现，这对于维系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一直到今天。

——摘编自王建朗《浅议二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几个特点》

材料   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以上材料摘编自《中外历史纲委》等

材料   黄帝是先秦时期众多的传说英雄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尊为远古第一帝王，并奠定了“自黄帝始”的传统，而散居于各地的部落种族即使不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受华夏教化之民族。在《史记》中，司马迁虽然有时也流露出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更多的则是对“以夏变夷”民族融合形式的赞扬，如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汉）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以边境征伐哉！”

——摘编自王盛恩《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