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考古资料表明，法律在两河流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河流域颁布的法典多由前言、正文和结语组成。法律条文一般以具体案例为出发点，作出惩罚标准，而不是作出抽象的规范。古代两河流域王权和法典的重要思想是保护城邦中的贫弱公民、孤老鳏幼以保证城邦平民阶级对国家的效忠。古巴比伦人的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契约存在，它的目的是作为证据防止反悔和欺骗的法律效用。在重大案件裁判时，最常见的是河神，即被告以河神的名义起誓，然后被投入河中，如果能活下来则无罪，反之则有罪。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律文献除法典外，还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合同、契约，其法律思想对后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法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摘编自姚文振《两河流域文明中法律文明探究》
材料二 罗马人是一个崇尚法治的民族，他们认为任何人都得依法生活，即法享有绝对权威。正是罗马的法治传统使罗马皇帝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罗马共和国后期，罗马奴隶主统治阶级大力推行武力扩张政策，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战争攫取巨额财富，刺激了罗马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以小作坊为主的手工业生产在帝国各地都有进一步发展，这无疑会导致社会经济生活与经济关系的复杂化。自然法观念是指导罗马法的基本思想，也是罗马法有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特征。罗马法的繁荣与自然法的繁荣是交相辉映的。罗马有法谚曰：“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法学家从事理论活动，著书立说，开展法学研究。
——摘编自谭建华《罗马法发达之成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法律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罗马法发达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罗马重视法律建设的根本目的。
材料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许多学校废除了尊孔仪式和读经，但很快政权落入袁世凯手中，宪法、国会成为军阀、官僚、政客手中的玩物和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为复辟帝制的需要，竭力鼓吹孔孟之道。1912年9月，政府下令“尊崇伦常”，提倡孔教。1913年，又下令学校恢复祀孔典礼。“尊孔复古”于是愈演愈烈，而《新青年》的思想革命无疑是对此所打的一针“解毒剂”。《新青年》的诸多文章，如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复辟与孔教》多是反对孔教，这在当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新青年》带来了思想范式的转变，引发了新文化运动，并产生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影响。在《新青年》及其以后，形成了不同于它所批判的传统的一种传统，即它形成了新的范式，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民族、个人在这里都纳入了讨论和叙述的视野。尤其是理性主义的发展成就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人性讨论的进一步深入，他们将民族与个人从伦理中解放出来，主张人类要通过总体的革命来获得新的生命力。
——摘编自李静《〈新青年〉杂志话语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青年》杂志的影响。
材料：近代中国始终涌动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启蒙运动。翻开晚清以来思想先驱们的煌煌巨册，有关启蒙思想的文字和呐喊比比皆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到谭嗣同的《仁学》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到“五四”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广泛传播，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潮波波相续，异彩纷呈，成为救亡和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
——摘编自马粼《论影响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展的因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兴起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其数甚多，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载就有467人，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则有920人。耶稣会士们带来了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上面所标明的世界那么多的国家，表明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一大批书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使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
——摘编自《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 晚清时期，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工作的，首推西方传教士。除了强势入侵之外，这个时候的传教士更多地采用办报、译书、兴学等间接传教手段，运用报纸、期刊、书籍这些媒介，将其所熟知的西方文化知识思想等传播到中国。西方文化得以大量传入中国，对当时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触动极大，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也产生过直接影响。除了传教士之外，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另一大主力是大批中国留学生。自洋务运动开始，晚清政府便开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甲午战败，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到国外学习，掀起了一股狂热的留学运动。通过这些留学生，将西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而在不断学习西方文化和不断的思想进步中，大部分爱国的留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摘编自易永忠《探源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相比，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材料
20世纪初，石家庄只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随着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通车，石家庄市成为交通枢纽并迅速发展。石家庄位于广阔的华北平原，是重要的产棉区。1922年，大生纱厂在石家庄建成并投产，1926年拥有织布机300架，工人3300余名。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城市的规模扩大，到30年代，全市商户约2300余家，全市人口达63156人，石家庄逐渐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社会经济中心。之后由于连年战乱，石家庄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一五”期间，国家调整工业布局。国家在石家庄投资兴建由四个棉纺织厂和一个印染厂组成的纺织印染联合基地，使石家庄经济产生了跨越式发展，城市地域极速扩张。其中，棉一厂地选址涉及石家庄市郊的四个村，共征用土地561.67亩。随着石家庄城区的扩展与棉纺织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人口定居，建成了成片的生活服务区，纺织招待所、纺织医院、纺织职工大学建立起来，纺织职工居民区逐渐演变成为石家庄市人口稠密、设施完善、繁华热闹的城市中心地区。
——摘编自吴茵《棉纺织业与城市化进程：1921—1990年——以石家庄市为例》
(1)根据材料，概括影响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一五”期间石家庄棉纺织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宋代与前代相比，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经济上，宋代对土地买卖几乎不作限制，土地“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田宅无定主”的趋势造成了“贫富无定势”的局面，有的“富贵之子孙不能保其地”，如天台县（今属浙江省）有个姓宋的地主“家本富，后贫，鬻田于邻”。对此现象，宋人做过形象的概括：“富儿更替做”、“贫富久必易位”。
——整编自张邦炜《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
材料二下表：唐宋两代宰相的总人数及出身统计
| 朝代 | 宰相总人数 | 来源 | 继世为相 |
| 唐代 | 369名 | 98个家族 | “一门十相者良多”，如闻喜裴氏、赵郡李氏均一门17相，崔氏一门达27相之多 |
| 宋代 | 134名 | 126个家族 | 仅有吕、韩、史三大家族 |
——整编自张邦炜《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
材料三明朝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地区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蚕桑压倒稻作的现象。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在棉织与丝织发达的乡村，出现了农家吃商品粮的新现象，苏松地区“仰食四方”、“商人载米而来”。农业经济的新变化，促使这一地区的市镇获得蓬勃发展，如南浔镇、盛泽镇盛产丝绸，号称“衣被遍天下”，各地“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松江府号称“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各地商人“挟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
——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
(1)请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说明宋代社会“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的原因。(2)根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其对思想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鸦片战争前后，长期封闭的清朝大吏们，对国家主权、国际法，以及近代国家交往的原则和方式等一无知晓，他们仍然用封建时代的帝国观念和手段认识处理对外关系。对于条约的谈判和签订，清政府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条约中的开放五口通商、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等重要特权，也因为与施以恩惠的传统羁縻之道相符合而被轻易让予。清朝君臣将结束鸦片战争订立的条约视为一成不变的“万年合约”。
材料二 【分材料缺失】渐产生了近代国家主权意识。一方面，他们对条约制度及其性质的理解，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法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到现存的条约制度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此后更明确从国际法的角度检索此前所定条约的失误；对条约本身的认识以及对西方列强“修约”要求的应对，又进一步发展为主动修约的思想。甲午前后，朝廷特别注意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的权益，并有意识地在新订条约中消削或限制此前已被列强所攫取的特权。
——以上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特点，并简析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清政府外交理念的变化，并简析这些变化的意义。
材料一 以汉族为主体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空前统一的秦王朝，自春秋时期起涌现的华夏 民族融合告一段落。华夏民族自此同属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趋向一致。秦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措施，很快实现了“书同文，行同伦” （《礼记·中庸》）的理想。“书同文”标志着秦王朝统治区域内文字和文化的统一，“行同伦”反映了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的一致。这种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到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用来作为统一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武器。从此，统一的文化思想、统一的道德伦理和统一的心理素质，即统一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形成了。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二 “断诸北语，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跟。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
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荣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摘自《魏书》《资治通鉴》
材料三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下，重视“要在中央”，也强调因俗而治，并非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元史·地理志》总结道：“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一用一句话概括此期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阶段特征，并以文化方面的史实加以论证。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孝文帝促使鲜卑汉化的主要措施，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解读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元代在东北地区的民族政策与唐代有何不同？从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角度用一句话概括其历史意义。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迅速，盛况空前。史家人才辈出，私人撰史蔚然成风。《隋书·经籍志》中的史部著录史书800余部，13000多卷并分史书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外，家传、谱牒也大量涌现。 ……唐王朝建立后，借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专职史官制度和大臣监修制度，逐步建立起完备的史馆修史制度和宰相监修制度，基本上完成了史书编纂由私修向官修的过渡。自此以后，历朝“正史”和“国史”的纂修便被国家政府所垄断。
——摘编自雷震《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
丁鼎《略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对唐代史学的影响》
(1)根据材料，概括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1800年，美国城市人口比例只有6.1%。到1870年168个城镇人口超过1万，只有15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1880年以后，城镇向外扩张，连接全国各个城镇的铁路网也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到1920年，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心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但随着小汽车的普及，中心城市人口开始出现向郊区扩散的现象，郊区住宅不断出现，进入了城市人口的郊区化时代。1950年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上升，超过50%，城市化水平达到64%。但是之后经济活动和人口持续不断地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和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迁移和扩散，郊区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许多城市经历着明显的人口流失，农村发展速度，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城市，许多企业从城市流向乡村。
——摘编自高强《日本美国城市化模式比较》
材料二 现代日本城市化是一种人口从农村及小城镇地区向太平洋沿岸城市移动的过程，日本的十大城市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而且七个分布在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日本自20世纪六十年代初推行工业化政策以来，农户转移速度加快，农户人口急剧减少。据统计，到1971年，日本中小企业发展到508万个，从业人数达到3040万人，从业人员增加了1倍多。在日本城市化急剧推进的50、60年代，正是国际环境有利于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时期。外贸及技术的引进加快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但是也造成农村人口稀疏、产业衰退、社会设施奇缺、文化水平落后。日本在城市化中后期注意到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如《半岛振兴法》《山区振兴法》《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等。
——摘编自高强《日本美国城市化模式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美国城市化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日本城市化发展的特点。根据材料分析美国、日本城市化道路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