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以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帝王将“民惟邦本作为治国之要”。汉代民本思想在继承和总结以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其显著特征就是关注民生。贾谊曾明确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且强调“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由此可以看出，汉代民本思想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民”，而是将民作为评价政绩的标准。唐初的魏征和李世民明确地提出了民水君舟说，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节力役；息边争；不违农时；大办农业，使耕者有田，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赈灾百姓；慎刑罚。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家，既不像先秦民本思想家那样强调民在邦国中的地位，劝诫统治者要得民心，亦不像汉唐以后强调人民载舟覆舟的历史作用，他们所强调的是人民作为人的权利，尤其批判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压抑民权的制度。

——摘编自赵树森《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化》

材料二   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材料一   汉代选官，除了少量通过世袭任荫和赀选买官外，（汉武帝后）主要用三种办法来选拔官员。一是不定期的，由皇帝提出并命题，命各地诸侯王公卿、郡国选送人才，诏举“贤良方正”。二是由地方官以“孝顺亲长、廉能正直定期向中央推举孝子廉吏，经中央考察后委任的各级官员。三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设太学，学员是各地推荐的优秀平民子弟，向通经的博士学习儒家经典，通过考核后，选拔成绩优异的学员为官。这三种选官方法有一共同点，就是以信奉儒学、士子道德水平的高低作为标准。汉代这种与儒学治国理念相匹配的选官制度，规范了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使这个信奉儒家的道德精英阶层，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不可或缺的组织力量。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

材料二   唐初所开设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合实用，拔取真才，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科更随之而废，流弊因而产生。唐代科举有考前品评的惯例，士人先把平日作品送呈京师名人品评，为此不惜奉上大量金钱，以搏取好评。唐朝虽原则上规定平民阶层皆可应试，但仍讲究门第，名望贵族子弟仍居优先地位。从官员总数看，非科举入仕者仍占很高比例，科举取士并未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上述状况直至宋代方有明显改观。

——摘编自高建彬《浅析唐代科举制的特点及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