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王朝建立后……逐渐建立起一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军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华夏国家，这是以姬姓周氏宗族为主干框架而融合诸侯后形成的……被封的主要有王室子弟、姻亲、功臣、古帝王之后、殷商之后、重要方国等，其中前三种为西周王朝的主要支撑力量……西周作为一代王朝，虽显示出一定的统一性、集权型，但国家结构上的分散性、松散性仍然是其最本质的特点。
——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从历史上看来……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一姓之更变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迎然不同。
——张謇追悼孙中山演说（1925年）
材料三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持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分封制的内容，并简析这一制度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孙中山之革命”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在政治方面的主要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一带一路”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的影响。
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武汉和杜伊斯堡结为友好城市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从三国到五代，以阐释经书字句为主的儒家学说日益僵化，社会影响总体来说不及佛教和道教。从北宋中期起，一批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他们力图挖掘儒家经书的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口号。它们试图通过家族礼仪和教育，重建地方社会的道德生活。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的朱熹等人成功融合佛道两种信仰体系的一些内容，将儒家思想体系化，真正形成了“儒学”。
——摘编自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等
材料二 1905 年，邓实、黄节等人主张效仿欧洲的文艺复兴，进行“古学复兴”来实现民族振兴，成立国学保存会来“研求国学，保存国粹”，兴起了近代文化复兴的第一次高潮。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将文化复兴又一次推向高潮。1938年，国民党出台《确定文化政策案》，中国共产党制定《中共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国共两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有力推动了一个新的文化复兴高潮的到来。
——摘编自李世坤、邓亚菲《试析近代文化复兴思潮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价值》
材料三 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新时代复兴中国文化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西方文化为借鉴，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反思，在中西文化基点上提供样式互鉴。在这种融合基础上的生命共同体，用中国哲学的方式给出“为万世开太平”的新时代回答。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新发展理念”正是要给出拥抱现代化的人类新生存样态的中国方案。
——摘编自陈先达《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哲学对话》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文化复兴思潮出现的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代中国文化复兴的意义。
材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就已全面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中医学五大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形神学说和天人学说，均肇始于此书。西方近代医学在整体系统思维方面远不及中国，中国医学不仅认为健康需要身、心、社会三者的统一、还特别强调天人之际即机体与整个宇宙大系统之间的和谐。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学在诊断学和内、外、妇、儿、针灸等各临床学科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提出“四诊”“六经辩证”“八纲辩证”等原则和方法，阐述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八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对中国16世纪以前的本草之学的集大成著作。全书52卷，记载药物1892种，附图1162幅，载有药方11096个。李时珍在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分类的基础上，依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分为62类。而且每药首标正名为“纲”，附释为“目”，此后依集解、释疑、正误、气味、主治、附方为序，次第展开。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的一部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在海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
——摘编自王锦贵主编《中国文化史简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医学的特点，概括指出中医学与中药学的主要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本草纲目》对中国传统中药学的意义。
材料 凡省试合格的登科人（进士、诸科）须奏名呈上，让皇帝亲自审阅，故称“奏名进士”，又称“正奏名”。特奏名是指那些已经通过地方发解试，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一举再举仍落第，积累到一定举数、到达一定年龄，可特与奏名径赴殿试，分五等赐予科第出身、官衔，从而获得一命之官或助教之类的虚衔。此制始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以后历朝相沿。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诏礼部贡院，进士六举、诸科九举以上者，虽不合格，并许奏名。”经殿试后，共得“六举特奏名进士郭震以下七十八人。”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起，特奏名殿试三年一次，与正奏名殿试同步，熙宁六年（1073年），特奏名总数达691人。宋人说：“国朝科制，恩榜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
——摘编自龚延明《论宋代皇帝与科举》
(1)根据材料，概括北宋“特奏名”之制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宋“特奏名”之制实施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中共中央对苏维埃政权建设中的党团关系、党政军关系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苏维埃区域中应当建设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以农民代表会议为最高的政权机关，党不能命令苏维埃。不能包办苏维埃，只能在苏维埃中起党团作用。”“决不能有军权超过政权的现象，红军的最高总指挥应当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府而不能支配苏维埃政府。”中央对鄂西党的指示中要求在乡、区、县都要成立有群众代表会议的组织。政府委员必须经代表会议产生，政权建立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颁布各种法令，实行土地政策以及减轻农民负担，改变民主等等。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在整体模式建构上呈现出较为突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特质。在政权模式建构上，创建了融合参议会、政府、法院为一体的政权形态，为确保边区人民各项政治权益奠定了重要根基。在政权体制模式建构上，采取了“三三制”原则，调动了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抗日的积极性。在政权体制进行模式上，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治理”和“民主监督”为一体的民主方式，集中展现了边区政社的人民民主属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根据指出中共中央对乡村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本要求。(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创新举措，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秦汉统治者重视基层治理，建立起了具乡两级的基层行政系统，创造了与法吏并行的基层文官体系，西汉的“举孝廉”为基层寒士打开进入上层政治的通道，在基层创设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六条问事”不定期巡查那具，从汉武帝开始创制了“宏观调控”中央财经体系，实行盐铁官营、均输法、平准法、统一币制“五铁钱”。汉朝文教事业深耕基层、那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投春秋，用儒家文化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中国以人文理性立国，是军见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
材料二 自罗马共和国成立以来，统治者重视上层架构，始终没有建立基层行政体系。中央政权与行省建立联系，但行省之下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罗马帝国行省之下无官像，文官制是贵族与财产者的结合。罗马依靠发达的私法体系来规范并调节个体间的经济关系，商品经济日渐发达，交易信贷迅速发展，出现了西方早期的市民社会。屋大维曾号召以罗马的传统美德，即对家庭、国家和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来凝聚人心。在地方行省，贵族和官僚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不会说。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罗马皇帝最终从基督教那里寻求合法性，政教相互依赖是西罗马的选择，政教合一则成了东罗马的传统。
——以上材料摘编自潘岳《秦汉与罗马：中西治理的文明基因比较》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中国与罗马在社会治理上的主要差异。(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秦汉时期中国和罗马的社会治理对文明发展的影响。
材料 近代以来世界贸易中心转移简表
| 时期 | 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形态 |
| 地中海时代 | 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主要贸易商品包括丝绸、香料、金属、玻璃、陶瓷和奢侈品等，主要来自东方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奢侈品如珠宝、艺术品和高级纺织品等则主要是向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城市出口的。城市作为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聚集了大量贸易商和手工业者，成为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其中以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最为著名。而贸易商则是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通过各种贸易形式如委托、担保和合资等方式进行交易，带动了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经济繁荣 |
| 大西洋时代 | 16世纪以后，世界商业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18世纪后半期，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日不落帝国”被英国建立起来，……帝国本身制度的领先与工业霸权一起，共同将英国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19世纪70年代后的“电气化”，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末，重工业开始在世界工业中占主导地位，各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显著。以工业生产为例，1870年～1913年，美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从23.3%上升到35.8%，德国则从13.2%上升到15.7%，而英国却从31.8%下跌到14%，失去了其“世界工厂”的地位。世界经济贸易中心，逐渐从以英国为核心的西欧转移到以美国为核心的大西洋时代 |
| 亚太时代 | 全球货物贸易也将继续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动态。新兴市场的崛起将进一步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贸易将成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1970年西欧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为30.5%，而亚太地区仅为26.1%，到了1980年亚太地区便超过西欧成为美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市场。1994年，美国对亚洲（主要是东亚）贸易总额达3720亿美元，占美国全球贸易总额的36%以上，比美欧间贸易高出30%～40%。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心转移还反映在对外投资关系的变化上。这一变化趋势大致与对外贸易相同 |
——摘编自李德伟译《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
(1)根据材料，概括世界贸易发展各个时期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亚太地区成为当今世界贸易中心的原因，并谈谈世界贸易中心转移的启示。
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行伍出身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毅然革除武将所凭恃的政治资本，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将国家治理方式由武转文，以至于“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为了以本朝文人官僚取代前朝旧臣，将科举取士规模空前扩大，士大夫势力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与皇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官僚集团，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据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
材料二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就宋代整体而言，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效率并不很高”进行合理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