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龙图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经过了以下演进历程（如下表）
| 时期 | 特征 | 代表图像 |
先秦 | 春秋战国时期的龙继承了前代龙所具备的沟通天地、影响云雨河泽的身份,形成了自由、生动的艺术风格。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龙图像含义多以阴阳交合为主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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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 | 秦汉时代是龙图像盛行、普及的时代。这一时期,龙图像有着气吞山河的大度。龙或作为沟通天、人、地三界的媒介,或作为神仙及墓主灵魂的坐骑,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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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 ——— 隋唐 | 隋唐时期龙图像具有丰满富丽、强劲健壮的特点,形成了中国传统龙图像的完美形象。同时,也开始出现了限制使用龙图像的趋势,以维护帝王对龙的独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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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 宋元时期龙与帝王渐渐合为一体,大量供皇室、贵胄们使用的器物上都装饰有严峻威猛的龙形;元代艺术家对龙图像的改进与设计,迎合了当时社会上淡化龙的宗教含义、强烈追求其审美情趣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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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 明清两代是龙图像发展的成熟期,龙成为最高统治威仪的象征,代表着权力与地位,对龙的使用限制更加严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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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汪田明《中国龙的图像研究》等
材料二 清末龙图像平民化越来越明显，龙的贵贱等级意义渐失，越来越浓厚的吉祥意蕴长存，更多地体现出生活化的气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有“龙凤呈祥”“趋吉避凶”“飞黄腾达”之意。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出以斌椿为首的考察团游历欧洲，考察团的小轮上悬挂有黄龙旗，并将其作为清国的标识。1888年9月30日，清政府编写《北洋海军章程》，首次在清国正式文件中将黄龙旗称作“国旗”。此后，长方形的黄龙旗代替以前的三角龙旗，在全国、各驻外使馆和华侨中作为清朝“国旗”悬挂。这一时期，黄龙旗在民间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展，民间悬挂“国旗”的意义逐渐突破以往彰显皇家权威的政治性节日的范围。
——摘编自周游《黄龙旗与现代国家想象：晚清的“国旗”、象征与民族主义》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从先秦至宋元时期影响龙图像演进的共同因素。(2)根据材料指出龙图像在清代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加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所颁布的土地法中都有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规定。广大农民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革命战争取得胜利，才能维护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每到一处，首先在县一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一开始就将土豪劣绅打倒，划分农村阶级，使农民不再有畏惧土豪劣绅的思想。等到政权相对稳定后，组织农民参与选举。1933年，据苏区江西省对其16县中的10县统计，贫农会员达到了贫农人口总数的30%。
——摘编自《浅谈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土地革命的意义》
材料二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苏区进行了3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一些地方达到了90%以上。……对上杭县才溪乡选民在候选人名字下写上“好”“不好”“同意”“消极”，甚至注上“官僚”字样的做法，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所有这些，都使民众对于行使管理国家机关的权利的基本步骤——苏维埃的选举，有了完满的办法，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基础”。
——摘编自李炳军《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探索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央苏区推动民主选举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了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了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783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仓猝出奔。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材料二 元朝的行省实际上为封建中央集权分寄于地方，故行省官员的权力相当大。它负责处理境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类事务，行政效率较高。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 各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呈报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没有中书省、枢密院转发的诏旨，行省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也不得调动军队。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藩镇地位的变化。(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行省与藩镇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材料一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的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借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即克之后，复不能守。
——摘编自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材料二 唐前期军力分布情况
| 道名 | 关中 | 河东 | 河南 | 陇右 | 其他 | 合计 |
| 军府数（个） | 288 | 164 | 74 | 37 | 94 | 657 |
| 占军府比重（%） | 43.8 | 25 | 11.3 | 5.6 | 14.3 | 100 |
——摘编自吴海军《浅析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
(1)根据材料一二、概述“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进行评价。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初，美、苏两国就核问题愈加频繁地接触，开始着手建立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秩序。1963年出台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美、苏两国围绕核利益的博弈，首次达成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军备控制协议。《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不限制美、苏、英三国继续核试验，也不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把停止核试验同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分开，并且使三个核大国继续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合法化。同时，美、苏两国不仅可以随意对本条约提出符合本国要求的修正案，而且能随时退出此条约。很明显，条约并不妨碍美苏进行核扩散、扩充核军备、实行核威胁，也无法约束美苏核讹诈行为。
——摘编自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
材料二 中国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但是，面临美苏核垄断和核威胁，发展核武器是实现自身独立自主的重要举措。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1957年7月28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成立了原子能事业部。1958年，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国要在十年内发展核武器，将制造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1961年7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基础产业的若干决定》，宣布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支持核力量，积极从人力、物力以及工作安排上优先支援核工业建设。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朵耀眼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的沙漠中腾空升起，“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质，并分析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核武器研发的特点，并分析“东方巨响”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已将“诚”和“信”联在一起教化人，严律于己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契约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和思想基础之上、靠诚信来维系的各种人际之间约定的关系。由秦汉到魏晋，租佃券约只写明租佃双方姓名、年月、亩数，租额、租期：魏晋已后，至唐五代，券契文字愈益丰富，从固定租额的明确，交租时间和质量的保证，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责任，违约受罚的规定，保人对契约内容的担保等，都具体写进了契文，使得租佃契约完善化。宋元以至明清，租佃契又逐渐趋于简约化，没有了交租质量的保证，也省去了违约受罚的各种规定，许多保证人的签押被一名“保人”或“中见人”所代替，或者干脆省去，使得租佃契约走向一种新的简约化模式。
——摘编自也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材料二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重视契约的传统。《周礼》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到了秦汉时代，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土地买卖契约包括标的、价格、证人等内容。当时的契约具有诉讼书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成为契约的主要载体。北魏以来，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土地买卖开始受到限制。唐代的法律对土地买卖设定了很多前提条件，口分田等在原则上禁止买卖，现存的唐代中前期的敦煌文书中很少见到土地买卖文书。到了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又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契约。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实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改变了以往田宅交易买卖双方都要纳税的规定，正式确立卖主立契、买主税契的土地买卖制度。此后，土地买卖空前活跃。成书于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云：“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摘编自阿风《中国历史上的“契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政权机构完善，在哈里发以下设各部大臣，辅佐哈里发分掌行政、财政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务。其中以掌管财政、税务的部门最为重要。地方行政方面，全国分为9省(后来改为5省),行省总督称艾米尔，由哈里发任命，掌全省军政大权，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有税务官掌全省的税收，直接对哈里发负责。行省的宗教首领由总督或地方法官兼任。大法官通常从宗教学者中选拔，除办理案件外，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及孤寡的财产等工作。
——摘编自赵永伦《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初探》
材料二 (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在中亚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权，实行顺之则抚逆之则灭的政策。布哈拉女王哈吐思就是阿拉伯人武力扶持的一个政治傀儡。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每征服一地，就以原有的城市作为统治据点，然后以部落为单位将阿拉伯人分别安置在各个城区内，这些阿拉伯人既占有土地，还可领取丰厚的年金。屈底波征服中亚地区以后，以武力为后盾，命令河中地区居民让出一半房屋给迁入中亚的阿拉伯人定居。他把布哈拉城划分为阿拉伯区和布哈拉居民区。阿拉伯人极力维护中亚地主贵族德赫干的利益，拉拢这些地主贵族为阿拉伯人服务。阿拔斯王朝为了巩固在中亚的统治，又鉴于中亚当地贵族是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同盟者，决定让这些贵族参政。从曼苏尔到哈伦·拉斯德时期，河中各地区基本上由当地封建贵族，主要是出身于中亚古老文化中心巴里黑的巴尔马克家族和萨曼家族出任宰相(瓦齐)进行管理、
——摘编自[英]穆尔《阿拉伯帝国》
(1)根据材料一分析阿拉伯帝国的国家机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述阿拉伯帝国对中亚的统治措施。
材料一：农业是历代私有制国家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历代统治者无不把“令民归心于农”作为“治国之要”。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就颁布法令：“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多，复其身”。唐宋以后，随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矛盾日趋加剧，封建国家日益重视荒地的开垦，例如，洪武二十八年，明政府下令：山东、河南农民“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康熙十二年规定：“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除上述目的外，历史上还有因“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而减免赋税的情况。
——摘编自刘德成《中国古代减免赋税析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开始建立税收制度，不过主要由富有阶层承担，一般民众的税负很轻。土地税征收中“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营业税按照商业资本大小及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资本在百元以下的群众合作社以及农民直接出售剩余产品的都实行免税政策。关税一般是轻税或者免征，一切货物在边境纳税之后通行全苏区不重复征税。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依靠税收，而是采取“取之于己”的方针：一是红军公田收入；二是来自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手工业收入；三是发展经济，开展生产建设。
——摘编自赵云琪《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轻税于民”的税收政策》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政府减免赋税的共同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共产党税收制度的特征，并简要评价中国古代政府与近代中共减免赋税的做法。
材料一 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阳一分为二、南岸为汉阳，北岸为汉口。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埃可拟”“谓九省之会”。嘉靖年间，“坊”出现，商税初具规模，居民渐增。汉阳县正式设汉口为镇，并设巡检司进行管理。康乾时期，两湖米粮下销江南、闽广，皆从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1678年，商人自建的第一个商业行会——汉口米业公所建立，管理汉口米市，“有会议大厅供召集会众，以商议米市规章”。嘉道之际，人工河湮，出口成为新市区，河外亦成新街巷，巷北茶墙酒壁簇成村。全国各地商人、破产农民、文人、伶人等集聚汉口。汉口形成草纸街、衣铺街、打铜街等23街，“纷歧莫绘”“繁庶遂甲于荆楚”。
——摘编自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等
材料二 ·票号的汇兑业务原是为适应埠际贸易的开展，解决不同地区间由于长途贩运形成的债务清算和资金平衡等一系列问题而产生的。票号于清中叶兴起，鸦片战争后得到初步发展。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蔚泰厚的账目统计，汇往汉口的约有93862两，占总比例的11.5%，汉口是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及西南地区票号业的中心。此时的票号主要承担城市之间商业清偿的汇兑，以及一些汇兑与放款相结合的业务，并初步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汇兑网。1858年后，汉口商业发展迅速，因此也成为票号经营的重点地区。至1881年、汉口设有票号33家，成为全国城镇中票号开设最多的城市。从1860年开始，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开始密切，票号的私人汇兑开始逐渐转向以公款汇兑为主，后来又发展到公款存放，国库、省库均有票号代理、票号业务呈现繁荣景象。
——摘编自杨国安《钱庄、票号与银行：清代以来汉口金融业的发展与变迁》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时期汉口商业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说明鸦片战争后汉口商业发展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古代生态环境保护。先秦时期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的法律规定，此后各朝代也多通过多种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汉代设少府管理山林川泽，少府之下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等，负责各方面相关事务。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的官职，其职责包括“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汉代《贼律》规定：“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甚至规定“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盗伐皇家陵园树木的人可处斩首弃市，失职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唐律则规定：砍伐树木的人要按照盗窃罪的处罚方式论处。另有《杂律》规定：“诸占固山野破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于山陂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摘编自《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与立法》等
材料二 明清时，政府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有所变动。《明史·食货志》载，“（明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清朝时，亦开放了大片草原和山地供农民垦荒。皖南、浙北山区山林植被良好，地旷人稀，邻近地区的居民，纷纷携妻带子举家移居于山区开荒。他们大量种植玉米、番薯、花生、兰靛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既可获取口粮，又可作为染料出卖。此举虽了开发山区，但也破坏了山林植被，致使水土流失，泥石流多发，溪河淤塞，稻禾棉桑受损，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导致山区和毗连的平原生活生存环境恶化。
——摘编自《明史》《明清时期的山林生态环境保护》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唐环境保护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从汉唐到明清环境保护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