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崇尚东方宫廷礼节，要求大臣行东方式的匍伏礼。他享用东方君主的服饰，身穿米底人的服装，保留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设立总督等地方官职。他曾将三万波斯青年带到苏撒，编入马其顿军队。亚历山大积极倡导马其顿人和东方女子结婚，凡马其顿人与东方女子结婚

——摘编自李丽玲《浅析亚历山大统治政策与希腊化文明的形成》

在19世纪的国际贸易中，欧洲国家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工业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器纺织品，如棉花、生丝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香料、茶叶等特产。19世纪后期，蒸汽机、机车、铁轨等机器设备和金属制品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等

今天的电子通信技术使得时间和空间变得模糊，通过无线电、电视、传真机和联网的计算机迅速传递信息，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推动了经济社会向高效、优质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也带给了人们更加便利的生活。

这个新的互相联系的世界也遭到了某些人的批评。例如，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病毒、手机病毒让人防不胜防；它让许多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计算机语言以及英语的冲击，这实际上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语言限制在小范围内。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等

材料一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似。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材料二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进行了调和，最后儒、释、道三教合一。翻译佛经时通过对教义的删改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如家庭伦理方面，佛典认为，双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平等的，孩子并没有义务为父母奉献一切。而在中国，则把孝敬双亲视为佛教教义之一。佛教论者还用中国本土文化来改造佛教教义，他们极力把佛教的教义与儒家文化进行融合。比如，把因果报应论与中国传统礼教沟通起来，只有孝顺父母和忠于君主才可以得到善报，孝顺父母、忠于君主这种忠孝观念与佛教主张的因果报应论是相通的。

——摘编自高翔《从佛教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材料三   出身于佛门的草书大家怀素和尚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摆脱了传统章法的束缚，狂革舞动，变幻英测，书写于法度之外，在中国书法史上独具一格，他的意境往往被视为对佛救“空”的领悟。佛寺中的高僧心态往往开放包容，佛门书家与信佛的文人雅士的双向沟通与融汇，使得“顿悟说”“凝神观照”“意会”等具有明显佛教文化色彩的语言，最终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创作者、书法艺术理论家们成功吸收借鉴。在佛救教义中，佛教徒只有通过如理如法地不断修行，才能最终成就涅架自在的解脱境界。佛教这种“修行”的思想与书法家的修养提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虞世南、张怀璀等著名书法家的书法创作理论研讨中，都可以见到佛教“修行”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多与佛救文化主题有关的书法作品正是书法家对佛救相关问题思辨后的结采，还有一些则是在生活中与僧人交往互动后留下的记录。这些带有佛救文化特色的书法作品与普通书法家的创作意境不同，独具魅力。

——摘编自李栋财《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与传统书法艺术之间的互动》